马克·扎克伯格与尤瓦尔·赫拉利对谈（2019年4月27日·第一部分）
一、开场与核心议题引入
扎克伯格开场表示，今年他计划推出一系列关于互联网与社会未来的公开讨论，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尤瓦尔·赫拉利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多本畅销书作者参与对话。赫拉利的前作《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梳理了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文明的组织演变逻辑，后续的《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与《21世纪21课》则聚焦技术与人类未来的核心议题，正是本次讨论的重点。扎克伯格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仅专注于研究过去，但赫拉利的工作对未来的深刻洞察、提出的关键问题极具价值，因此非常期待今天的交流。 赫拉利回应称，如果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能参与当下技术与人类未来的议题讨论，就是没有尽到本职：毕竟所有生活在过去的人已经逝去，真正重要的是当下人类与未来人类的命运。
二、连接与碎片化的二元悖论：线上同好社区与线下物理社区的张力
扎克伯格首先抛出本次讨论的核心问题：随着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是正在变得更加团结，还是世界正变得愈发碎片化？ 赫拉利从历史长河进行分析：数千年前的地球实际上是大量彼此隔绝的孤立世界，不同区域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人类逐渐走向连接，直到今天首次形成了统一的历史、经济、文化单元。但连接并不等同于和谐，我们最常发生冲突的对象恰恰是家人、邻居、朋友，因此核心问题从来不是“连接人”，而是“协调人”——连接本身完全可能引发大量冲突。他举了当下的典型矛盾：一边是互联网、虚拟现实、社交网络等连接技术不断普及，另一边最热门的政治议题却是修建实体围墙，甚至最原始的石墙成了“最先进的技术”，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连接与前所未有的筑墙热潮并行的局面，令人费解。 扎克伯格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对这一问题的观察：互联网最大的价值是让人能够跨越物理地域的限制，找到与自身真实价值观、兴趣高度契合的群体。他回忆自己成长于仅有约一万人口的小镇，当时可供选择的俱乐部、活动非常有限，只能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参加少年棒球联赛。但 retrospect 他并不热爱棒球，也不是运动型人格，真正的热情是编程，而当时镇上没有同好，找不到对应的同伴和社团，直到后来进入寄宿学校、大学才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成长在当下，他大概率不会参加少年棒球联赛，而是会加入线上的编程社群——从个人角度看，围绕真实兴趣建立的社群显然更有意义，但从社区层面看，原本靠棒球维系的物理社区凝聚力会减弱，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他认为碎片化与个性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更大的担忧是有一部分人在社会转型中被抛下：比如原本靠棒球融入社区的人，没找到新的线上社群，又失去了原有的物理社区联结，陷入迷失，这可能就是当下很多社会情绪的根源。他同时提到，除了社会层面的碎片化，还有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分化问题，想听听赫拉利的看法。 赫拉利回应称，线上社区虽然能带来很多益处，但永远无法替代线下物理社区的价值：很多体验只能和身边的实体朋友共同完成，人可以用思维遨游世界，但身体无法瞬间移动；你可以拉黑线上好友，但没法“拉黑”邻居，大多数人也没有随意搬去别的国家的经济能力。传统社区的核心逻辑是，人必须学会和不喜欢的人相处，发展出相应的社会协调机制，而线上社区虽然提供了很多便利，却让人缺失了处理这些艰难但重要的社会关系的体验。 赫拉利进一步补充称，不能将民众对自身生活的满足感等同于其善意与公正：历史上无数滔天罪行恰恰由自认生活幸福、自认是“好人”的群体犯下，从罗马帝国、近代奴隶贸易到殖民主义，再到纳粹德国的普通选民，他们大多有美满的家庭生活、社交生活，日常相处中也是友善的普通人，甚至不会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极端的，但最终却参与了极端邪恶的行径。因此我们不能把极端主义的根源简单归结为“人过得不好”，生活幸福的群体同样可能做出可怕的事。 扎克伯格回应称，他更想讨论的是当代的特殊问题：如今有更多人主动寻求极端化的解决方案，这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社会双重迷失导致的，这和历史上主流社会选择殖民扩张这类整体性错误有本质区别——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并非当时社会的边缘行为，而是主流共识，而当代的极端主义是部分群体在失去归属感后的主动选择。他认为，作为互联网平台的运营者，平台有特殊责任避免系统鼓励极端化；而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是让民众拥有归属感、生活目标和机会，统计数据和 sociological 研究都显示，当民众拥有这些正向条件时，整体上不会主动寻求极端社群。他同时提到，除了社会层面的极端化问题，还有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分化问题，这正是全球合作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 扎克伯格进一步说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全球化一方面让数十亿原本无法进入全球经济的民众获得了就业机会，全球层面的不平等大幅下降，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这是非常积极的成果；但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群体，需要和这些新进入全球经济的劳动力竞争，岗位向其他地区转移，很多工人失业，即便没失业的群体也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工资增长受到抑制。根据多项分析，全球有5%-10%的人口因全球化绝对生活水平下降，放到70亿人口的基数下，这是数亿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必然会在这些国家引发巨大的政治压力。 扎克伯格提到，Facebook的使命已经从“连接世界”调整为“帮助人们建立社区、拉近彼此距离”，就是因为意识到要支持全球连接，必须先让本地社区运转良好。但这里存在显著的不平衡：美国中西部的人表达不满会引发全球关注，因为他们掌握权力；但墨西哥、赞比亚的人不满却少有人关注，因为他们权力更小，这种权力不对称导致发达国家的痛苦更容易被感知，但这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痛苦不真实。 扎克伯格提到Facebook目前面临的批评：很多人指责平台煽动用户走向极端社群，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但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投入足够资源可以解决，现在它获得了最多关注。他更担忧的是整个互联网经济、科技经济的发展方向：一是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加剧，这不是极端意识形态导致的，而是特定的经济政治模型的结果；二是人类自主性被削弱，民主、自由市场、个人主义这些基本的哲学理念被消解。这是他关于AI和机器学习发展的两大核心担忧，哪怕解决了特定群体的极端主义问题，这两大问题依然会持续存在。
三、全球合作的双重基础：全球框架与本土福祉的平衡
赫拉利完全同意极端主义只是表象，更大的底层问题是让所有人都有归属感、觉得自己有有价值的角色、有稳定的社会连接，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很容易在理论思考中忽略这一点，但这恰恰是人的本质。他同意转向AI议题，因为AI问题和之前讨论的内容紧密相关：很多科幻作品把AI的风险聚焦在“机器人杀人”这类场景，这是非常错误的误导，他更害怕的是机器人永远服从命令，而不是反抗人类。AI的两大核心问题就是他之前提到的：一是AI不平等，少数国家主导AI发展，可能造成比工业革命更严重的全球差距；二是AI与人类自主性的关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的意义：当AI足够成熟、数据足够多时，能“破解”人类，比人类自己更了解自己，能预测、操纵人类的选择，决策权从人类转移到算法手中，小到选什么电影、加入什么社群、和谁交朋友、和谁结婚，我们都越来越依赖AI的推荐，这会彻底改变人类生活和人类自主性的本质。 赫拉利进一步强调全球合作的紧迫性：人类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协作才能应对。比如气候变化问题，没有任何国家能单独解决，必须全球协同；再比如AI可能带来的冲击，如果缺乏全球合作，每个国家都会陷入“我不想研发杀手机器人，但也不能让对手先研发”的囚徒困境，最终导致恶性竞争。AI革命可能造成财富高度集中在部分地区，而其他地区完全破产：加州会有大量软件工程师的岗位，但洪都拉斯、墨西哥的纺织工人、卡车司机可能彻底失业，如果没有全球层面的安全网来缓冲AI的冲击、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AI的机遇，就会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比工业革命时期还严重——当时少数工业国征服剥削其他国家，花了150年才弥合差距，现在AI可能让差距重新拉大，甚至更难以弥补。
四、人工智能发展的两大核心风险：全球不平等与人类自主性消解
扎克伯格回应说，AI从来不是孤立的系统，它和整个科技行业深度绑定，几乎所有科技产品都在用AI提升能力，它关乎经济进步，也关乎之前提到的机会分配问题，更和数据隐私、数据使用规则、全球治理框架这些核心社会议题深度绑定。他认同赫拉利提出的问题：现在很多有能力投资未来技术的国家，推动AI、数据、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发展，是为了让本国企业获得未来竞争优势，出口全球服务。目前美国有显著优势，因为很多全球科技平台都诞生于美国，编码其中的价值观也很大程度上受美国价值观影响，比如“给每个人发声的权利”就来自美国的言论自由理念。当然Facebook服务全球用户，非常重视这一点，但不可否认，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会推动各国竞相发展技术，培育下一代全球领先的企业。 赫拉利追问：像洪都拉斯、乌克兰、也门这样的国家，真的有机会加入AI竞赛吗？还是说它们一开始就被淘汰了？也门、洪都拉斯根本不可能发展出AI产业，20年、50年后它们会怎么样？ 扎克伯格回应说，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发展的价值观导向。大国家确实有人口、高校、产业、投资的规模优势，但无论是Facebook还是整个学术研究体系，都坚持开放研究的价值观：投入技术研发的成果理论上应该向全球开放，这样哪怕洪都拉斯这样的国家没有完整的产业生态，也可能有创业者借助亚马逊云服务获取算力，雇佣全球人才，利用美国、欧洲或全球开放学术机构发布的研究成果，推动技术应用。他相信未来不会所有AI企业都集中在少数国家，创业者只要有开放的研究环境和统一的互联网平台，就有机会。但如果互联网政策在每个国家都变得不同，互联网被碎片化，这些国家的创业者就没法利用全球的技术进步，机会就会更少。 他进一步提到自己最近公开呼吁更多国家采纳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式的隐私框架，很多人疑惑他为什么支持更严格的隐私监管，过去他并不积极。他的理由是，现在全球都已经意识到数据、AI、技术议题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会出台监管政策，核心问题是“政策内容是什么”：最可能的替代方案不是GDPR这种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框架，而是威权主义模式——要求所有企业把用户数据本地化存储，政府可以随意调取数据用于监控、军事或扶持本国军工企业，这是非常糟糕的未来，无论是作为互联网服务构建者还是世界公民，他都不想看到这样的方向。
五、数据治理与全球互联网框架的分歧：开放合作还是主权割裂？
赫拉利提出反驳：站在印度的角度，美国总统公开宣称“美国优先”，是民族主义者而非全球主义者，只关心美国自身利益，印度凭什么要把本国公民的数据存在美国，而不是存在印度本土？ 扎克伯格回应说，动机很重要，印度当然不是威权国家，也能理解“印度用户的数据和元数据应该存储在印度境内，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地方”的诉求，各国基于开放价值观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但需要警惕的是，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很容易被没有开放价值观、更威权的国家利用，它们要数据不是为了保护公民，而是为了监控民众、抓捕异见人士。 赫拉利进一步指出，问题的核心其实是“我们是否还信任美国”。过去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美国一直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哪怕实际情况有争议，至少在明面上向世界传递的信号是“我们关心自由，所以信任我们”。但现在的美国不再自居自由世界领袖，而是一个优先关心自身利益的国家，就在当天早上他还看到相关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否决一项联合国决议，这正是美国全球角色转变的直接体现。
二、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性与先例风险
尤瓦尔·赫拉利首先提及美国否决将性暴力列为战争武器的相关决议，提出作为非美国公民的困惑：“如果美国自身都不愿再承担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我们还能信任它吗？” 马克·扎克伯格回应称，这一问题与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本质上是分离的：他所倡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框架本就起源于欧洲，并非美国发明，而开放、跨境思想与贸易流动、鼓励研究的价值观是全球性的治理哲学，并非美国独有，其替代方案要么是导致全球互联网模式破裂的碎片化，要么是威权模式的扩散，本质上都远不及当前的开放路径。赫拉利对此表示认同，同时提出担忧：一旦有国家推行 restrictive 的数据政策，该先例可能被更多威权国家援引，为自己推行类似政策提供依据，进而导致不良模式的全球扩散。扎克伯格表示这正是他作为公司负责人高度警惕的问题：Facebook已明确决定，不会在法治薄弱、用户数据可能被非法获取、进而威胁用户安全的国家建设数据中心。
三、数据主权的实践边界与威权数据获取的风险
赫拉利进一步指出，相比言论审查，威权政府获取用户数据的危害更为深重：言论审查固然侵犯人权、阻碍社会进步，但若政府能直接获取用户数据，就能精准识别个人身份，实施拘禁、伤害用户及其家人，造成直接且严重的物理伤害。扎克伯格回应称，技术本身并无善恶属性，其影响取决于引导技术发展的政策与价值观：当前AI领域的多数研究是基础性的数学方法突破，比如让神经网络效率提升3%，这类进步本身可以用于优化新闻推送、提升仇恨言论识别准确率、帮助用户查找想要回顾的照片等正向场景。真正决定技术走向的，是各国政府的选择：若政府选择将技术用于大规模人脸识别与监控，就会形成正向反馈循环，获得政府授权的企业会获得大量数据支持，推动技术不断迭代，这本质上是政策选择与经济循环的结果，而非技术发展的必然路径。赫拉利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同时援引技术中立的常识指出，任何技术都可以被用于善恶两种目的：收音机本身没有立场，既可以用来播放音乐，也可以用来播放希特勒对数百万德国人的演讲，只是传递使用者输入的内容，因此技术的走向本质上是政策选择的问题。
四、技术发展对民主与极权制度竞争格局的影响
赫拉利由此提出核心担忧：新技术可能扭转民主与极权制度的长期竞争格局。他回顾历史指出，20世纪极权制度最终输给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因，是前者无法高效处理海量信息：苏联采用“全国信息集中到莫斯科处理、决策后向下传达命令”的集中式信息处理模式，而美国是分布式决策，小到乌克兰集体农场的农民种植多少萝卜，都由自己根据市场信号决定，而非莫斯科的指令。受限于1950年代的技术水平，苏联无法快速处理全国的海量信息，集中式模式的效率远低于分布式模式，这是苏联输掉冷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新技术可能让集中式信息处理的效率远超分布式处理——数据越集中，算法优化空间越大——这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民主与极权的力量对比，让天平向极权制度倾斜。
五、民主制度的韧性与新技术带来的权力失衡风险
扎克伯格表示他对民主制度的韧性更为乐观：民主进程虽然启动缓慢，需要公众充分讨论、形成共识，但一旦人们真正关注并理解相关问题，其力量远胜于集中式决策。他观察到，近年来全球公众对隐私、数据问题的关注度显著提升，越来越了解数据存储的双面性：既可能带来个性化服务等好处，也可能被黑客、他国政府窃取利用，因此越来越多人希望数据能被永久删除、私人通信尽可能端到端加密，这种公众讨论本身就是民主进程的正常运转，最终会推动形成更合理的政策。他认为，技术发展越是开放、研究越是公开、相关政策制定越是民主，最终产生的影响就越正向，因此维护这种开放平衡至关重要。同时他指出，虽然当前少数几家互联网平台规模较大，但另一面是全世界数十亿人第一次拥有了发声渠道，可以更广泛地分享信息，获得更多商业机会，这本身就是权力的巨大分散，是把权力交还给人，这些都是正向的进步。回看美国历史，当我们赋予更多人投票权、让更多人获得代表权、让更多人能接触信息、分享自身经历时，国家总是会变得更强，社会也会因此进步，尽管过程中必然伴随挑战，但这一向更民主发展的趋势是明确的。
赫拉利对此表示部分认同，但提出警示：过去50年民主制度比威权制度更高效，本质上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例，并非自然规律——历史上多数时期，集中式的威权制度反而效率更高，才催生了众多帝国。他以其自身经历为例反驳：他的祖国以色列至少对犹太人而言是民主国家，同时也是全球监控技术的领先者，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就是全球最大的监控技术实验室之一，这类系统正是在那里开发并出口到全世界，因此不能默认民主国家就不会研发和扩散监控技术。他进一步指出，新技术可能让效率与道德重新分离：集中式数据处理的效率大幅提升，可能为极权政权提供新的效率优势，这是前所未有的风险。更关键的是，技术已经让远方的系统能比用户的母亲更了解用户，但系统背后的利益与用户并不一致——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权力，极权政权可能借此做出以前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监控与操纵。
六、技术操纵下的民主基石危机与两类反乌托邦风险
赫拉利进一步提出核心问题：当技术可以大规模操纵人类注意力时，我们该如何保护人类不被恶意行为者控制？这些行为者比用户自己更了解用户，比用户的母亲更了解用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面临过的挑战——此前恶意行为者根本没有能力大规模获取并利用个体的深层信息。扎克伯格回应称，平台治理有两个核心层面：一是打击滥用行为，比如识别并清除俄罗斯互联网研究 agency（Internet Research Agency，简称IRA）干预2016年大选时建立的虚假账号网络，与执法部门、选举委员会、情报机构合作应对国家级的行为体滥用；二是优化系统本身的设计逻辑。他强调，平台的长期利益与用户的长期利益是一致的：短期看，病毒式视频能提升播放时长和广告收入，但长期会挤占用户与亲友有意义的互动，损害用户体验和平台声誉，因此平台会持续调整算法，优先推荐能促进人与人连接的内容，而非单纯追求点击率。他认为这些系统的底层设计本身就与服务于公众利益高度契合，这也是他经营这家公司的核心目标。他举例称，去年Facebook主动将每天用户的病毒式视频播放时长减少了5000万小时，尽管短期可能影响当季业绩，但长期来看对用户体验和平台发展都更有益，且这类长期决策的收益往往比预期来得更快。
赫拉利则提出根本性的质疑：过去几个世纪西方民主的基石是“顾客永远是对的”“选民最清楚自己的利益”，人们默认自己脑子里的念头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但如今技术已经可以大规模操纵人的内在意志，你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并非出自本心，而是外部算法精准植入的结果，这个民主基石还成立吗？他自己每天冥想两小时，发现内在的念头大多来自神经元活动、童年记忆甚至外部植入，而硅谷开发的工具已经可以大规模实现这种内在操纵——以前用来推销商品的工具，现在可以用来推销政客、推销意识形态，本质都是入侵人类的动物性本能，操纵人的内在欲望。扎克伯格回应称，当前的推荐系统还远未达到能完全理解人的程度，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还远未出现，目前的滥用主要是身份伪装类问题，比如行为体伪装成普通用户发布内容，利用的是平台“用户身份真实”的信任机制，而非算法本身的问题。平台会持续优化设计，避免推荐那些用户短期会互动但长期会后悔的内容。
最后赫拉利总结了两类不同的技术反乌托邦（dystopia）风险：一类是威权国家的全面监控极权，个体从出生起就被系统持续监控、操纵，被引导接受政权的价值观，这甚至不像《1984》中描述的那样需要依靠酷刑和外部秘密警察维持控制——因为算法已经植入了人的内在意志，个体会完全认同政权的价值观，不会产生怨恨；另一类是西方社会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系统以“为用户提供更好服务”为名，不断获取用户数据，从推荐电影、旅游地点，逐步延伸到推荐大学专业、工作、配偶、投票对象、宗教社群，最终完全掌控用户的选择，所有操纵都包装在“为你着想”的外衣下。
三、算法全面介入人生决策带来的存在主义叩问
人类会认为这些推荐完全契合自身利益，系统也会随着使用不断优化。当然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小故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始终满意。但试想，人生中所有最重要的决策都由外部算法做出，这意味着什么？对人类能动性、对生命意义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数千年来，人类始终倾向于将人生视为一场由决策构成的戏剧：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不断经过一个个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选择——有些选择很小，比如早餐吃什么，有些选择极其重大，比如和谁共度余生。几乎所有的艺术和宗教，本质上都在探讨这类选择：无论是莎士比亚悲剧，还是好莱坞喜剧，核心都是主角需要做出重大抉择：是生存还是毁灭，是嫁给A还是嫁给B。 那如果生活在一个我们越来越依赖算法推荐来做决策的世界，直到某天我们几乎在所有决策场景下都直接遵循算法建议，这又意味着什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算法给出的推荐本身是优质的，我并非要指责算法存在滥用问题——恰恰相反，我们甚至没有现成的理论框架，能够理解这种情境下人类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此前听到的两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当下人们能够接触到多元的信息来源，可以就不同议题和不同的人交流，并不存在一套单一的推荐规则，或是某一个推荐结果能够主导所有人的行为，无论是你提到的极权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都不可能出现单一观点压倒一切、令人无从反抗的情况。恰恰相反，人们非常厌恶、也极度不信任被他人告知该怎么做，或是只能接受单一选项的情况。 我们曾研究过一个问题：当出现虚假信息或明确的错误内容时，该如何应对？最符合直觉的做法似乎是直接告诉用户：“这看起来是错的，这是正确的另一观点”，哪怕无法明确对错，至少也要给出对立立场的内容。但这种方式完全无效：如果你告诉相信某条错误信息的人“这是假的”，对方只会不再信任你；如果你把两种观点设置为对立关系——比如给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人推送支持气候变化的内容，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对方的固有立场，因为对方会觉得你是在试图控制他。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实践来看，真正有效的方式是给用户提供多元的选择：不要对用户正在接触的内容做评判，直接推送一系列相关的文章、相关内容，让用户自行判断：“原来这个话题存在这么多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我可能更倾向某一方，但可以自己决定要站在哪里。”大部分人不会选择最极端的内容，最终也会觉得自己被充分告知，能够做出理性的决策。 说到底，我认为平台需要搭建的架构、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确保我们的产品能给用户提供更多选择，而不是输出单一观点主导所有人的思考。比如在社交平台上，即便你大部分朋友的宗教信仰、政治立场和你一致，在成百上千的好友中，也总会有5%到10%来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至少这些多元视角能够进入你的视野，让你接触到更广泛的观点。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也不存在能够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但绝对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
四、扎克伯格回应：平台的核心责任是搭建多元信息架构
我完全认同这些问题的关键性。关于算法推荐可能带来的风险，我听到的最常见的质疑是：算法会不会形成单一的信息茧房，甚至主导所有人的决策？但事实上，当下用户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来源非常多元，并不存在某一种推荐逻辑能够完全主导用户的行为，无论是极权式的管控模式，还是资本驱动的流量模式，都不可能实现单一观点的绝对垄断。 恰恰相反，用户非常反感被强行灌输单一观点，或是只能看到一种选择的情况。我们曾针对虚假信息和错误内容的治理做过大量研究，最直观的思路是直接告诉用户“你看到的内容是错的，这是正确的观点”，但实践发现这种方式完全无效：如果用户已经相信某条错误信息，你直接否定只会引发对方的不信任；如果你把对立观点直接推送给用户，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对方的抵触心理——比如给质疑气候变化的人推送支持气候变化的内容，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在试图操控他的想法，反而更加固执己见。 真正有效的做法是给用户呈现多元的信息选项：不要对内容本身做对错评判，而是推送一系列相关的文章、不同视角的内容，让用户自行对比判断。大部分用户并不会选择最极端的内容，反而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充分的信息，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因此，平台的核心责任是搭建这样的信息架构，确保用户能够接触到多元的观点，而不是被单一观点主导。比如在社交网络中，即便用户的大部分朋友和自己的宗教、政治立场一致，也总会有5%到10%的朋友来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观点，这些多元视角自然能够进入用户的视野，帮助用户获得更全面的认知。 这些问题没有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也不可能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绝对是当下必须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
五、访谈收尾：双方致谢并期待后续对话
扎克伯格：我们这场对话已经进行了90分钟，差不多该收尾了。不过我认为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这样的对话。非常感谢你能来参与，和你探讨的这些议题都非常重要，也让人收获颇丰。 赫拉利：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也感谢你愿意坦诚回应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我知道你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的负责人，肩上承担着诸多责任——我坐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表达任何观点，但你却需要面对巨大的公众压力，所以我非常感激你愿意站出来直面这些难题。 扎克伯格：谢谢。 赫拉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