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达沃斯论坛 尤瓦尔·赫拉利与华为CEO任正非对话实录
一、开场与核心议题
主持人、《经济学人》主编扎尼·明顿·贝德斯开场表示，本次对话是达沃斯最热门的活动之一，到场观众是幸运的少数。她介绍对话双方：一边是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第二大智能手机生产商，也是美国“黑名单”的首个科技企业案例，是当前科技军备竞赛的标志性人物；另一边是全球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家尤瓦尔·赫拉利，著有《人类简史》《未来简史》《21世纪的21堂课》，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尽管二人背景、国籍差异极大，但都深耕历史研究，具备解读科技未来的独特视角。 本次对话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这场科技军备竞赛的核心利害是什么，是单纯的市场主导权之争，还是关乎市场体系、民主制度、全球主导权走向的深层问题；第二，竞赛将带来什么后果，世界是否会分裂为两个割裂的科技生态，以及这种分裂意味着什么；第三，如何规避最坏结果，让科技造福人类。
二、科技竞赛的核心利害：关乎人类未来的制度性挑战
首先由赫拉利回应第一个问题：这场竞赛的利害远高于表面上的商业竞争。从浅层看，它可能重复19世纪工业革命的路径——工业时代的领先者曾拥有支配全球经济与政治的权力，21世纪的AI与生物技术革命可能让这一历史重演，当前的中美科技竞赛本质上是一场帝国主义式的军备竞赛，可能很快催生“数据殖民地”：不需要派遣士兵，只要掌握一国的全部数据，就能实现控制。 从更深层的视角看，这场竞赛将直接塑造人类和生命的未来。新兴技术很快将赋予部分企业和政府“破解人类”的能力：当前人们热议的黑客攻击多针对电脑、手机、银行账户，但真正的影响是对人类自身的破解——要破解人类，需要足够的生物知识、算力和数据，当掌握的信息足够多、算力足够强时，就能完全了解一个人的身体、大脑和生活，甚至比本人更了解自己。一旦达到这个节点，自由市场、民主制度，乃至所有政治体制（包括威权体制）的走向都将完全不可预测。当前全球只有两个主要玩家在这场竞赛中：中国式的国家监控体系和美国式的监控资本主义，竞赛的结果将决定20到50年内全人类、所有动物乃至新型生命体的生存状态。
主持人随即转向任正非，询问他是否认同赫拉利对竞赛利害的判断。任正非表示，他读过赫拉利的《未来简史》和《21世纪的21堂课》，认同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则、技术与未来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冲突的诸多判断，但首先需要明确：技术的发展本质是向善的，而非作恶。 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长期与生物进化同步，蒸汽船、火车、纺织机出现时也曾引发担忧，但随着工业社会演进，这些恐惧最终消散，人类进入了信息社会。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无处不在，生物技术等跨学科突破也在持续积累，最终将引发技术爆炸，这种爆炸确实会引发公众的担忧，但总体是向好的：面对新技术，人类有能力利用其造福社会而非毁灭社会，因为绝大多数人追求的是美好生活而非苦难。他以原子能为例：他出生时日本刚刚遭受原子弹袭击，童年时期全球都笼罩在原子弹的恐惧中，但回望历史，原子能在医疗等领域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当前对AI的担忧也类似，无需过度夸大：目前研发的多是“弱AI”，存在明确的边界和约束，在自动驾驶、采矿、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应用都有清晰的适用范围，AI的发展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尽管可能带来失业等社会问题，但总比财富匮乏更好——当今社会无论贫富，绝对财富总量都远高于几十年前，贫富差距是分配问题，而非技术本身的问题。
主持人追问：任正非将AI与原子弹类比是否恰当？赫拉利随即补充：原子弹的类比有其价值，它证明当人类识别出共同威胁时，即使在冷战时期也能团结起来制定规则、规避最坏结果。但AI与核武器的核心差异在于：核战争的威胁是明确的，所有人都知道全面核战争没有赢家，但很多人（包括他自己）认为AI竞赛是有赢家的，这种“能赢”的错觉会极大刺激各国投入竞赛、争夺主导权，反而比核武器更危险。他直言，目前持有这种“能赢”心态的群体主要分布在北京和旧金山，华盛顿尚未完全意识到技术变革的影响，但旧金山需要政府支持，正在逐步向华盛顿靠拢。
三、美国对华限制的后果：不会出现科技生态分裂
主持人接着询问任正非：美国对华为的担忧是否合理？作为当前科技竞赛的焦点，中国这个威权体制国家站在技术前沿，是否真的可能如赫拉利所言，塑造未来社会和个体自由的形态？ 任正非回应称，赫拉利提到的“美国政府尚未意识到AI的影响”同样适用于中国政府，双方如果今年才开始重视AI，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发展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当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仍是工业时代的设计，以培养工程师为目标，而AI发展需要大量数学家、超算、超导、存储技术，这些领域中国才刚刚起步，在科技层面并没有美国想象的那么强大。美国的担忧本质上是习惯了全球第一的位置，无法接受其他主体在部分领域超越自己，但这不代表技术发展的趋势会改变。对全人类而言，各国都需要认真研究AI，制定规则明确什么可以研究、什么不能碰，引导AI造福社会。至于赫拉利提到的“20到30年内人类与电子设备融合为无缝一体”的设想，他认为短期内不会实现。他提到自己近期在《经济学人》发表的文章中曾探讨芯片与生物技术的结合前景，但相关敏感内容被编辑删除，他本人也同意删减。他认为AI的核心价值仍在于提升生产效率、创造财富，只要政府有能力调节财富分配，就能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针对主持人提出的“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后果是什么，世界是否会分裂为两个科技生态”的问题，任正非表示：华为过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学习了美国的管理体系，美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而非过度担忧。华为去年被列入实体清单时已经做了一些预案，冲击没有想象中大；2020年即使美国进一步升级限制，华为也有信心应对——毕竟十多年前华为还是一家非常贫困的公司，他自己当时没有自己的房子，住30平米的公寓，所有积蓄都投入公司研发，正是因为一直有危机感，华为才提前准备了大量备选方案，扛住了第一轮攻击。至于世界是否会分裂为两个科技体系，他认为完全不会：科学追求的是唯一的真理，任何科学家发现真理都会向全世界公开，底层技术是全人类共通、互联的；技术发明本身是多元化的，就像汽车市场有无数不同型号竞争，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可能只有一种技术标准或发明。世界的底层是统一的、互联的，不会出现分裂。
赫拉利随后补充了对科技军备竞赛后果的判断：军备竞赛的逻辑本身就是最危险的部分——即使所有参与者都清楚某项技术是危险的，也会因为“不能落后于对手”的焦虑被迫推进研发，典型的例子就是自主武器系统：所有人都知道自主武器是危险的发展方向，但没有人敢停下来，怕被对手超越，这种逻辑会不断扩散到更多领域。他同意任正非的判断，20到30年内人类与机器融合为半机械人的设想不太可能实现，但“破解人类”的风险是现实且紧迫的：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个人数据、足够的算力，就能比本人更了解自己的医疗状况、心理弱点、人生经历，进而预测甚至操纵人的决策，这种操纵不需要100%精准，只要比本人更懂自己就足够了。
四、普通人的权力与技术的未来选择
现场观众提问环节，一位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提问：当政府和大企业的权力大到可以塑造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时，普通人还剩下什么权力？ 任正非首先回应：技术让沟通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人类整体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知识的普及让普通人掌握更多技能，能够定义更多元的工作，人有主动性，不会被技术奴役，反而会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和行动能力。 赫拉利补充：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既可以用来限制个人，也可以用来赋能个人。当前很多技术从业者在开发服务于政府和大企业的监控工具，但同样有人可以选择开发相反的工具：如果政府和企业喜欢监控，公民也可以开发监控政府和大企业腐败的AI工具；就像电脑有杀毒软件，也可以开发“思维杀毒软件”，在有人试图黑客或操纵个人时发出预警。技术的走向最终取决于从业者的选择。
主持人最后总结，双方的观点为应对科技时代的挑战提供了重要参考，感谢两位的精彩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