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2019年印度企鹅年度讲座访谈及观众问答（第一部分）
一、2050年的人类就业与教育体系变革
主持人首先提出当下所有人都关心的核心议题：到2050年，人类是否会普遍变得“无用”？ 尤瓦尔·赫拉利回应：并非所有人都会陷入“无用”的境地。未来依然会诞生新的工作岗位、新的社会需求，真正的核心难题是劳动力的再培训、职业重塑，以及人类如何适应全新的社会条件。而这个问题根本无法等到2050年再解决，它已经是当今教育体系面临的紧迫议题：如今学校教给孩子的知识，有多少能在2050年仍然适用？目前普遍存在一种深层担忧：当下的大部分教学内容未来可能完全失去价值，但人们甚至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内容替代。 随后主持人追问其此前提出的“学校为学生提供面向未来的‘现实地图’”概念：如今2019年，一所学校里的一年级学生，正面临未来12年甚至16年的学习生涯，学校应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现实地图”？ 赫拉利解释：没有任何人能准确预知30年后的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过去父母和老师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看向不远的未来，只能说出“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长大以后需要做什么，才能找到工作、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当下最稳妥的方向，是重点培养学生的情商和心理韧性。因为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未来的人必须拥有终身学习、终身自我改造的能力。旧的模式是人生分为两部分：前半生主要学习，后半生主要工作、消耗前半生积累的知识，但这种模式已经彻底过时。我们现在需要教给年轻人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如何终身学习、持续自我更新。
二、AI时代软件工程师的伦理培养
主持人提出：您此前提到人工智能将是未来极具主导性的力量，而非简单的“技术接管人类”。在人工智能领域，软件工程师是核心研发群体，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但他们接受的是技术设计训练，而非哲学层面的未来指引。如果您要给当下的软件工程师提5条职业建议，第一条会是什么？ 赫拉利表示：由于时间有限，先讲最核心的一条：绝对有必要将伦理训练纳入软件工程师的职业教育和培养体系中。当今世界上，最需要接受伦理训练的不是律师或法官，而是软件工程师——因为他们直接塑造世界的运行规则，必须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他举例说明：如今歧视问题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算法设计问题”。如果我们想消除对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就必须思考如何设计出无歧视的算法。如今人们申请工作、申请银行贷款时，越来越多的情况是由算法而非人类来处理申请。我们必须确保算法不会歧视特定群体：比如美国曾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开发者本意并非要设计歧视黑人的算法，但算法最终开始歧视特定邮编、特定社区的居民，而这些人恰好都是黑人，这种隐性歧视甚至没有被开发者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对抗歧视，前沿阵地就是这些算法：当你去银行申请贷款被拒，询问原因时，银行只能回答“不知道，算法说不能给你贷款”，没人能说清算法做出判断的依据——算法会分析海量个人数据，找出所谓的“可靠人群”和“不可靠人群”并做出决策，而人类根本无法理解它的判断逻辑，否则根本不需要算法。因此歧视问题本质上是由算法设计者决定的，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伦理训练，警惕对特定群体的隐性歧视。
三、技术的双面性：算法风险与反歧视优势
主持人追问：有趣的是，生物本身也是算法，算法也可以被黑客攻击，这是否是个无解的困局？就算对软件工程师进行了伦理训练，如果人类的行为模式可被预测、可被黑客攻击，是不是就意味着“游戏结束”？ 赫拉利回应：并非如此。我此前重点讲了这些技术的风险，但它们同样有巨大的优势。比如交通事故：如今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比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还高，而绝大多数事故都是人为失误导致的，比如酒驾、疲劳驾驶。如果用自动驾驶车辆替代人类司机，每年就能挽救100万人的生命，这是巨大的进步。再比如歧视问题：用技术对抗歧视比对抗人类自身的潜意识偏见容易得多。我们可以告诉管理者、银行家、官员歧视女性、黑人、性少数群体是错误的，他们甚至可能在口头上认同，但实际做决策时，潜意识里的偏见依然会让他们做出歧视性选择——人类大部分心智活动是意识不到的。但计算机没有潜意识，你让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只要设计得当，对抗算法歧视远比对抗人类歧视容易得多。所以技术并非全无益处，同时人类也需要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偏见和弱点，既避免伤害他人，也避免被新技术操纵——几乎所有操纵手段，都是利用人类自身的弱点，而最容易操纵的人，就是那些意识不到自身弱点、甚至想象不到自己会被操纵的人。
四、技术时代哲学与人文素养的核心价值
主持人总结：所以在这个技术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哲学家、精神导师，需要更多关于内在认知和感受的讨论，重点是管控内在而非外在？ 赫拉利表示：两者都需要。我们从来都需要哲学家和精神导师，但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因为我们的力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而技术正在把哲学问题变成工程实践问题。现在是做哲学家非常棒的时代：诸如自由意志、伦理之类的问题，人类讨论了数千年，却很少对现实世界产生实际影响，哲学家们非常有耐心，就算讨论千年不改变现实也毫不在意。但现在这些问题变成了需要立刻给出答案的工程问题，而工程师是没有耐心等上千年的，他们需要这个月甚至现在就得到答案。 他举了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为例：一辆自动驾驶汽车行驶时，车主在后座睡觉，突然两个小孩追着球跑到车前，汽车只有半秒钟时间决定：是撞死小孩，还是转向避开，但旁边有对向卡车，转向的话卡车会撞上汽车，后座睡觉的车主大概率会死亡。这类问题是哲学家讨论了几千年的，但过去几乎没有影响过人类实际行为——就算一个人口头上说“正确的选择是牺牲自己救小孩”，真到危机时刻他也会出于本能自保，不会按哲学观点行动。但现在你可以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哲学家关在一个房间里讨论一年，得出的结论直接写进自动驾驶的代码，就能100%保证汽车会按这个结论行动。车企不会等你讨论上千年，甚至有人说可以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比如特斯拉推出两个型号，“利他型特斯拉”会牺牲车主救小孩，“利己型特斯拉”会撞向小孩，消费者爱买哪个买哪个。如果我们不想把这类关乎伦理的问题推给市场，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哲学家。
五、孤立主义浪潮下的全球合作困境
主持人转向全球政治议题：您提到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解决，需要全球层面的合作。但当前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英国脱欧，都在走向“美国优先”“英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各国都在关闭边境，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实现全球合作？ 赫拉利坦言：过去五年全球合作的形势一直在恶化，而且还在持续变差，这是一个链式反应：当一个国家变得更民族主义、更孤立时，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因为它们不想成为唯一承担全球责任的国家。目前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提升普通民众和领导人的认知：除非我们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否则所有人都会承受后果。我们一定要避免陷入“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对立”的陷阱：特朗普等领导人告诉民众必须二选一，要么做民族主义者爱国，要么做全球主义者背叛国家，这是错误的框架。民族主义不是恨外国人，而是关心本国国民的安全与福祉。过去人们可以在很少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情况下保障本国安全，但21世纪已经不可能做到了。如果民众能意识到这一点，或许能帮助扭转孤立主义的浪潮。
六、自由主义叙事的危机与未来愿景的缺失
主持人提到其著作《21世纪21课》（*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中提出的观点：自由主义叙事正在失势，过去几十年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张，但如今似乎正在衰退。他注意到印度、巴西等采纳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实现了增长，但很多国家没有跟进，同时不少印度民众认为现任政府不够自由主义，想问这是否意味着只需要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还是需要全盘采纳自由主义？ 赫拉利澄清：自由主义远不止经济层面，如今全球对“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有很多误解，很多人不清楚它的真正含义，甚至把它和保守主义对立起来，觉得它只是政治光谱上的一个小分支。但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甚至大多数保守派都逐渐采纳了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自由主义者，可以问三个问题：第一，你是否认为人民应该有选择自己政府的自由，而非盲目服从国王或独裁者？第二，你是否认为人民应该有选择职业、选择人生道路的自由，而非生来被种姓制度决定终身轨迹？第三，你是否认为人民应该有选择配偶、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非服从父母长辈的安排？如果三个问题都回答“是”，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大多数特朗普的选民，放到一百年前都会是政治光谱上最激进的自由派。我们应当意识到过去一个世纪取得的进步。 但如今自由主义叙事确实陷入了危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新的叙事能填补它留下的真空。人类是讲故事的动物，我们靠故事理解世界，需要故事来指引方向。20世纪有三个宏大的世界叙事：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后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继崩溃，只剩下自由主义作为解释世界的唯一叙事。但过去几年自由主义也在崩塌，人们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而没有任何新的叙事能填补空白。如今在世界各地兴起的民粹政权，没有任何面向未来的愿景，它们向民众贩卖的是对过去的怀旧幻想，承诺能回到某个不存在的 imaginary 黄金时代，但这根本不可能。当今全球政治体系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有意义的、指向30到40年后人类处境的未来愿景，能够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基因工程这些议题。民粹政权的怀旧幻想或许能维持几年，但长期来看，如果我们找不到有意义的未来愿景，就会走向混乱和极端主义。
七、给全球选民的核心政治提问
主持人追问：面对当下的局势，全球各地的选民在投票时，应该要求政客回答什么问题？ 赫拉利表示：每个国家都有重要的本地议题，但除此之外，全球选民都应该问政客四个问题：第一，如果你当选，你会怎么做降低核战争的风险？第二，你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第三，你会如何监管人工智能与生物工程的爆炸性潜力？第四，你对2050年的人类有什么愿景？你最担忧的最坏场景是什么？如果人类能善用这些强大的新技术，最好的场景又会是什么？如果政客给不出好的答案，或者只谈过去、对未来的问题毫无头绪，就不要投他的票。 主持人笑称：我猜2019年5月（印度大选）我们可能谁都选不了。（观众鼓掌）
八、降低恐慌：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
主持人提到《21世纪21课》中有一章叫《降低恐慌》，书中列举了很多可能出问题的场景，但最终传递的是“并非全无希望”的基调，想问这种乐观从何而来？ 赫拉利解释：这和我讲座开头提到的内容有关：回望历史，人类取得了很多曾被认为永远不可能的成就。比如饥荒问题：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人类都认为靠自身力量解决饥荒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上帝能做到，但过去五六十年我们基本做到了——五六十年前全球还在担心中印这样的大国能不能养活所有人口，如今担忧的却是全民肥胖、吃太多或者吃错了东西，甚至贫困群体里也出现了肥胖、糖尿病的高发。我们当然要应对肥胖问题，但也必须停下来意识到这是多么惊人的成就。 还有暴力水平的下降：人们需要意识到暴力减少的速度有多快，这会让我们对未来更有责任感、更有希望。如果觉得暴力水平永远不可能下降，过去所有的努力都没用，那我们就会陷入绝望，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但如果意识到过去五六十年暴力水平大幅下降，我们就会知道未来有希望，同时也会更有责任感——因为如果暴力再次抬头，那是我们的错，不是自然规律，也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更努力阻止它发生。回望过去取得的成就，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
九、当代最危险的两种认知误区
随后进入观众提问环节。第一位观众提问：您在书中提到人类有制造神话的倾向，您认为当代最危险的神话是什么？ 赫拉利回答：有两个相反的、都非常危险的神话。第一个是怀旧幻想神话，即认为过去存在某个黄金时代，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历史学家，可以告诉大家过去并不美好，你根本不想回到过去，而且就算想也根本不可能。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这种幻想，而不是致力于创造更好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相反的危险神话是技术乌托邦，即认为只要发展更好的技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技术从来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每种技术都有无数种使用方式，如果我们只投资技术进步，却不投入至少同等的资源用于人类的教育、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培养，人们只会用新技术做更可怕的事，技术只会让他们更有能力作恶。这两个就是当代最危险的两种神话。
十、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边界
下一位观众提问：您提到人类作为物种已经对星球造成了巨大破坏，那既然我们已经“搞砸了”，为什么不能通过基因编辑创造更优秀的人种？您对CRISPR基因编辑事件有什么看法？ 赫拉利回应：理论上创造更优秀的人类是好的，但我认为至少目前基因工程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正确方式，因为我们对人体、人脑、心智的了解还太少了。正如我讲座中提到的，我们掌握操纵技术的时间，远早于对我们正在操纵的系统有深刻、全面理解的时间。历史上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我们试图改善某样东西，但因为不了解后果，最终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结果。如果我们开始改造自己的身体、大脑，很可能会试图提升某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人类特质，却在无意中改变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他举例说明：比如催产素（oxytocin）曾被称为“爱的激素”，大量研究显示它在母子联结、家人关系、恋人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人们曾兴奋地认为找到了爱与和平的钥匙，只要把催产素喷到空气中、加进饮用水里，就能实现世界和平。但后续研究发现，同一种催产素在增加你对身边人的爱的同时，也会增加你对陌生人的仇恨和敌意，从进化角度看这很合理。所以如果你真的把催产素加进饮用水，确实会增进小圈子的爱，但很可能会增加全球的暴力和仇恨。这只是人类复杂性的一个微小例子，如果我们没有对人身心有深刻理解就贸然改造，出问题的概率非常高。因此我们必须先对人本身有足够深刻的理解，再考虑用新技术改造和操纵人类。 现场有观众开玩笑称催产素是“民族主义激素”，赫拉利表示赞同：“没错，它就是‘民族主义激素’。”
十一、宗教的演变与科技宗教的兴起
下一位观众提问：您在《人类简史》（*Sapiens*）《未来简史》（*Homo Deus*）中提到传统宗教正在走向终结，我们正在向“数据主义（Dataism）”过渡，但我观察到在社交媒体、电商这类典型的数据主义领域，宗教反而在强势回归，比如出现了可以线上捐款的线上教堂，您认为宗教是会彻底消失，还是只是改变形态？ 赫拉利回答：更可能是改变形态。宗教存在了很长时间，和很多宗教信徒的认知相反，它一直在不断变化：今天的印度教和两三千年前的印度教已经非常不同，今天的犹太教和两千年前的犹太教几乎完全是不同的宗教。宗教一直在适应时代，但每次变化都会说“我们什么都没改变，只是回到了最初的纯粹性”，这通常是幻想，但确实是它们包装变化的方式。21世纪也会如此：有些无法适应的宗教可能会消失，但也会有新的宗教诞生，因为宗教和技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们可能会看到“科技宗教”的兴起，即基于技术的宗教。过去两个世纪我们已经见过一个重要的例子：共产主义。我们通常不把共产主义当成宗教，但实际上它做出了传统宗教曾经做出的所有承诺：承诺带来幸福、繁荣、正义，但不是死后在天堂，而是在地球上用技术建立人间天堂，只是这个尝试失败了。21世纪我们可能会看到新一轮的科技宗教，它们承诺的不仅是繁荣和健康，甚至是用技术在地球上实现永生，而不是靠某个神在死后实现。所以我不认为宗教会彻底消失，它会和新技术结合，形成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体系。
十二、数据殖民：AI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形态
下一位观众提问：您提到暴力在减少，但帝国主义的形态似乎变了，从过去直接占领土地、人口、资源的物理帝国主义，变成了现在的数据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直接的暴力，但出现了很多“无血的政变”，您怎么看待这种新形态的帝国主义？ 赫拉利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战争在减少，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确实在换形态。19世纪工业革命时，少数先工业化的国家征服、主导了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先工业化，就有力量征服、剥削印度。这种情况可能在AI时代重演：少数国家（这次可能是中国和美国，而不是英国和法国）会引领AI革命，获得巨大的力量，甚至不需要军事征服就能主导全世界。 我们已经能看到“数据殖民”的雏形：过去殖民者从殖民地掠夺原材料，运到宗主国加工成制成品，再卖回殖民地赚钱。现在这个过程正在数据领域发生：少数公司和国家（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收割、挖掘数据，把数据传到自己的中心分析加工，制成新技术和产品，再卖回给“数据殖民地”。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如今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最大的障碍是安全性不足，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不敢让不安全的自动驾驶车辆上路，但如果不上路测试，就没法获得真实路况数据，没法完善技术。于是大公司就会把这些自动驾驶车辆卖到监管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会发生事故、有人死亡，但公司不在乎，从事故和问题中收割的数据会被用来升级完善自动驾驶技术，之后再卖到全球。最终代价是数据殖民地的人承担，所有收益和利润都归主导AI产业的富裕国家。现在如果一家公司要挖铁矿，必须给所在国付钱，但如果要挖数据，一分钱都不用付，而数据是21世纪未来产业的核心资源，价值远高于铁矿。 单个国家很难抵抗这种数据殖民，但我们可以建立数据生产国联盟，就像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样，提升数据生产国的议价权，为提供的数据争取更好的回报。目前大部分数据都流向了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谁控制数据，谁就控制世界。
随后观众杰卡巴莱吉（Jekabalegi）起身提问，转录稿至此结束。
三、观众提问：向内自我提升是否是应对未来的关键？
现场观众结合此前演讲内容提出疑问：当前人类社会将大量精力投入技术研发，而人类在创造技术时往往能更贴近自身本质，技术也能助力人类提升思维能力。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行路径，能帮助人类向内探索、成为更好的个体，而非通过技术“打造”更“完美”的人类？这种向内探索的方向是否是未来的希望？ 尤瓦尔·赫拉利回应道，人类尝试自我提升的路径十分多元：历史上各类灵性传统、现代心理治疗、甚至体育运动都可以成为选择，不同方法适配不同人群。他个人通过冥想练习提升自我，次日还将前往孟买参加为期60天的冥想静修营。他建议适合某种方法的人尽快付诸行动，因为人类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 谈及科技的作用，赫拉利强调科技并非完全是人类的敌人，也可以被用于向善的目标：当前人工智能的研发大多聚焦于为政府、企业开发监控个体的工具，但人类完全可以开发反向工具——比如用人工智能监控公职人员、打击贪腐，“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监控民众，那为何不也稍微监控一下官员呢？”此外，当前互联网上的大量人工智能系统会试图侵入用户思维、获取用户信息，或是推销商品、操纵政治观点，普通用户很难自我保护。人类可以开发服务于用户而非企业、政客的人工智能助手，就像计算机有防病毒软件一样，也可以开发“心灵杀毒软件”：当用户上网时遭遇操纵意图，软件可以自动拦截虚假信息、不良内容等。赫拉利指出，科技的双面性最终取决于研发者的伦理选择：过去20年里，全球最聪明的一批人致力于研发诱导用户点击广告、观看娱乐内容的技术，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功率；如果给他们设定更有价值的公共目标，或是他们主动选择更有意义的方向，同样可以取得成果。
四、观众提问：多维度议题著作的创作方法论
现场观众Supriya向赫拉利提问：在场许多人都对他的著作深感钦佩，《人类简史》《未来简史》《21 Lessons》这类覆盖多维度议题、探讨复杂问题的作品，他是如何完成创作的？能否分享自己的写作方法？ 赫拉利回应道，他的所有著作都诞生于对话：三部作品都是在与不同群体的交流中逐步成型的。《人类简史》的写作基础是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长达10年的世界史课程，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他可以不断试验自己的想法，根据学生的兴趣点、困惑调整内容，如果学生觉得某部分内容枯燥或难以理解，他就会进一步学习、转换表达方式。《未来简史》和《21 Lessons》则是在《人类简史》出版后，他与读者、记者、各界人士的大量对话中逐渐成形的，尤其是《21 Lessons》的21个章节，每个章节都对应一个公众向他提出的核心问题。 他透露自己的写作始终聚焦于“问题”而非“答案”：如果有让他感兴趣的重大问题，他会顺着问题的方向不断探索，哪怕最终没有找到标准答案也无妨。他认为自己能为公众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是引导大家关注人类当前面临的核心议题，公众不需要接受他给出的所有答案，部分问题他本人也没有答案。只要公众能就核心问题达成共识，就已经是找到解决方案、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一步。
最后主持人表示时间有限，现场观众鼓掌致意，访谈双方互相致谢后结束本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