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在中欧大学演讲：《民族主义的积极面》整理稿
一、开场致辞与主讲人介绍
主持人迈基致欢迎辞，向到场的中欧大学师生员工、布达佩斯各学术科研机构同仁、公众代表，以及尤瓦尔·赫拉利及其丈夫、家人、团队成员表示热烈欢迎，同时感谢活动团队为本次活动的顺利举办付出的努力。 主持人说明本次活动流程为演讲加问答环节，因现场人数较多，问答环节将采用“一人一问、从后排向前排依次进行”的方式。随后他介绍主讲人尤瓦尔·赫拉利：作为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其著作《人类简史》《未来简史》《21世纪21课》已被译为包括匈牙利语在内的多国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共鸣。1976年，赫拉利生于以色列海法，于牛津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讲师。主持人强调，赫拉利行程繁忙，仍接受中欧大学的演讲邀请，本身就足以说明其对本次活动的重视。
二、民族主义的历史溯源：民族并非天生部落
赫拉利首先指出，中欧大学布达佩斯校区是探讨21世纪民族主义的绝佳场域——当前这所校园正成为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受害者之一。他同时提及个人与中东欧的渊源：其两位祖父母来自奥匈帝国，绝大部分家人死于75年前席卷该地区的上一次民族主义海啸。 考虑到现场听众大概率对民族主义持审慎态度，赫拉利表示本次演讲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全面否定民族主义，而是聚焦民族主义的积极面向，探讨其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以及其在21世纪的持续价值。 接下来赫拉利从人类演化史的角度梳理民族主义的起源：今天的民族国家绝非人类生物本能或心理结构的永恒组成部分，而是演化史上非常晚近的产物。尽管人类是群居动物，基因中刻有群体忠诚的印记，但数百万年来，人类始终生活在最多一两百人的小型亲密社群中，从未形成大型民族国家。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乃至早期智人都生活在这样的小型群体中。 直到约7万年前，智人才学会以文化作为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而这正是人类成为地球主导物种的关键：我们之所以能统治地球，而非尼安德特人、黑猩猩或大象，是因为人类是唯一能进行大规模、灵活协作的哺乳动物。若将1万只黑猩猩置于体育场、市场或大学中，只会陷入混乱；而1万智人只要共享同一种文化，就能形成有序的协作网络。 但这种大规模协作网络的形成是缓慢渐进的：7万年前东非第一批智人部落合并时，规模也仅有数百到数千人；直到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人类都没有出现过更大的群体。这些远古部落与现代民族截然不同：部分民族主义者常将民族类比为部落，这是严重的认知错误。远古部落没有行政、税收、福利体系，没有常备军或警察，最重要的是，远古部落是由亲友构成的亲密社群，而非陌生人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个3000人的部落会分成若干偶发协作的小群体，偶尔共同狩猎、庆祝节日、对抗外敌。若你生活在这样的部落中，10%的人口是你的直系亲友，剩下90%的人与你也有着极短的熟人链条：可能是你表兄弟的好友，是你侄子妻子的兄弟，是五年前节日上与你有一面之缘的人，部落中几乎没有完全陌生的外人。 这与现代民族形成鲜明对比：现代民族中99%以上的人口都是完全陌生的外人。以赫拉利的祖国以色列为例，这个国土面积仅2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仅有800万公民，他连8000人都认不全，99.99%的以色列公民对他而言都是陌生人。哪怕他想象这些人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只是想象：他从未见过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大概率也不会与他们见面，这些人既不是他表兄弟的好友，也不是他侄子妻子的兄弟，更不是他五年前在节日上遇到的人。 领土认知的差异同样显著：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活动范围仅数百平方公里，部落成员对每一处泉水、岩石、树木都了如指掌；而以色列面积2万平方公里，匈牙利达9.3万平方公里，俄罗斯更是有1700万平方公里，大多数俄罗斯人从未去过本国的大部分领土，哪怕是面积较小的以色列，对大多数以色列人而言也是陌生的——若将赫拉利随机丢在内盖夫沙漠、加利利山区甚至特拉维夫郊区，他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三、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让人类关心陌生人
赫拉利强调，民族不是部落，民族主义也不是部落主义。部分民族主义者为了让民族主义显得古老“自然”，刻意模糊二者的区别，这是错误的。哪怕接受“民族等于部落”的设定，民族主义也不是人类生物学的永恒组成部分：因为部落最多只有7万年历史，而人类已有超过200万年历史，因此哪怕是部落主义，更不用说民族主义，都是人类演化史上的后来者。 部分民族主义者进一步声称，民族情感与母婴纽带一样古老自然，常将国家比喻为母亲，如“母亲俄罗斯”的说法，但这更加荒谬：对“母亲俄罗斯”这类实体的情感最多只有7万年历史，而哺乳动物的母婴纽带至少有7000万年历史，远早于人类的出现。 综上，数百万年来人类生活在数十人的小型群体，数万年来生活在最多数千人的部落，直到约5000年前农业革命、文字与货币发明后，才开始出现大型王国、帝国和民族。将不同部落整合为单一民族从来不是易事，核心问题在于：部落是彼此熟知的亲密社群，而民族是陌生人的共同体。此处需要区分“陌生人”与“外国人”：外国人是语言、外貌、文化都与我不同的人，而陌生人可能说我的语言、与我有相似的外貌和文化，但我从未见过、不认识。 大型民族的出现是农业、文字、通讯技术的发展让数百万陌生人能共享同一种文化的结果，这一过程有时是暴力的，有时是自愿的。但仅仅数百万陌生人共享文化还不足以形成民族：没有人能与数百万人建立亲密关系，因此要将文化转化为民族，必须让人类与陌生人建立情感联结、关心陌生人——这正是民族主义的核心项目：让人类彼此关心。 赫拉利指出，这一核心项目包含两个任务，一个简单，一个极难。简单的部分是让人优先关心“与自己相似的人”而非外国人：这很容易实现，因为人类已经做了数百万年。排外心理很大程度上刻在人类的基因里：如果我遇到两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一个与我外貌相似、说我的语言、共享我的文化，另一个外貌不同、说外语，我几乎总会优先关心前者，这就是民族主义简单的部分。 但更难、更重要的部分是：有时候要优先关心陌生人而非自己的亲友。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假设他是内政部官员，有一个职位空缺，需要在两个候选人中做选择：一个是能力出众、他从未见过的女性，一个是能力平庸但恰好是他的表亲。数百万年的进化会告诉他“选表亲”，但民族主义告诉他“不行，要选优秀的陌生人”：因为爱国者要把国家利益放在家族关系之上，国家需要最优秀的公务员，把职位给表亲是腐败，是对国家的背叛。第二，假设两个孩子生病了：一个是他从未去过的遥远小镇的陌生孩子，一个是他自己的女儿。他月收入约2000欧元，紧急情况下最多能拿出1000欧元支付医疗费。进化会告诉他“这还用想？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但民族主义说“不行”：爱国者当然要照顾家人，但所有公民都是你的家人，因此只花500欧元在女儿身上，另外500欧元交税，让政府用来给偏远地区的不幸孩子提供公共医疗服务。进化会告诉他“逃税啊”，民族主义则会回应：这是腐败，极端情况下甚至是叛国。 数千年来，民族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宗教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天生的裙带主义和逃税倾向，说服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要把陌生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亲友的利益之上。民族主义让我们关心陌生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积极的进步之一。认为没有民族主义我们就会生活在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是危险的错误，更可能的情况是部落混乱：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亲友，不可能建立大规模医疗、教育、安全体系，甚至民主都很难在没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基础上运行。
四、民族主义与民主、全球化的内在关联
赫拉利进一步阐释民族主义与民主的关联：很多人不理解民主选举的本质——民主选举是解决已经认同基本共识、彼此关心、共享核心价值观的人之间的分歧的机制。选举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良好运行：我认为我的政治对手错了，甚至很蠢，但我并不恨他们，他们也不恨我。当人们彼此仇恨，社会分裂成敌对的部落时，民主就难以为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觉得为了赢得选举可以不择手段，如果我们输了，我们的部落就处于危险中；赢的人只会照顾自己的部落，输的人不愿意接受结果，因为“我凭什么关心那些不关心我的人？”没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国家要么成为独裁国家，要么陷入内战，很难正常运转为民主国家。今天刚果、阿富汗、南苏丹等国家就是这种情况。 民主最早在英国、丹麦等已经拥有较强民族情感的国家出现不是巧合，今天民主国家的存续也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支持。和普遍认知相反，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强烈的正向关联；和另一种普遍认知相反，今天许多民主国家面临的危机，不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恰恰是民族纽带削弱的结果。当民族主义过强时，通常会表现为国家间的 vicious conflicts，比如一个世纪前的欧洲；但今天欧洲国家间的这类冲突很少，大多数冲突发生在国家内部，这说明合适的民族主义其实相当薄弱。 世界上不缺乏排外心理，恨陌生人、恨外国人确实存在，但民族主义不是恨外国人，民族主义是爱自己的同胞，而今天全球都缺乏这种爱，欧洲也不例外。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国家内部的仇恨和薄弱的民族情感导致国家彻底解体、爆发残酷内战；美国等国家民族情感削弱导致社会裂痕加剧、赢者通吃的心态，今天美国社会内部的仇恨已经到了很多美国人恨本国公民远超过恨或怕中国人、俄罗斯人、墨西哥人的程度。 赫拉利指出，很多今天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领导人，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反面：他们不是加强国家团结，而是用煽动性言论、分裂性政治故意扩大社会裂痕，把反对者描绘成危险的叛徒而非合法的竞争对手，这在美国总统、以色列以及全球许多国家都存在。当这些领导人在民族身体的伤口上，不是敷上治愈的药物，而是用手指戳进伤口，故意把它扩大、重新撕开。
五、民族主义的阴暗面与当代挑战
赫拉利随后谈到民族主义的阴暗面：当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确实会导致战争、种族灭绝，催生独裁甚至法西斯倾向。他简要阐释了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很多人混淆二者，认为所有民族主义者都是法西斯主义者，这是错误的。 简单来说，民族主义告诉我，我的民族是独特的，我对我的民族有特殊的义务；而法西斯主义告诉我，我的民族是至高无上的，我对它负有排他的义务。根据法西斯主义，我的民族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东西，除了我的民族，我不应该关心任何人和任何事：如果需要为了民族牺牲我的家人，我就应该牺牲家人；如果需要为了民族杀死数百万人，我就应该杀死数百万人；如果需要为了民族背叛真理和美丽，我也应该毫不犹豫。比如法西斯评判艺术的标准只有一个：如果电影服务于民族利益，就是好电影，否则就是坏电影；评判历史教育的标准也只有一个：不是真理，而是民族利益，应该教任何服务于民族利益的内容，不管真相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的惨痛教训提醒我们这种思维的可怕后果。 但今天法西斯和其他极端民族主义比1930年代更危险：因为它们不仅可能导致战争和种族灭绝，还可能阻碍人类应对三个只有全球合作才能解决的生存威胁：核战争、气候变化和技术颠覆。这三个威胁威胁所有民族的生存和繁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靠挥舞国旗、在边境建墙没用：你建不了墙挡住核冬天，建不了墙挡住全球变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监管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因为没有哪个政府能控制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以人类基因编辑实验为例：每个国家都会说我们不想做这种实验，我们是好人，但我们不信任对手不做，所以我们必须比他们先做，不能落后。同样，开发自主武器系统（杀人机器人）：每个国家都会说这是危险技术，应该谨慎监管，但我们不信任对手监管，所以我们必须先开发。如果允许这种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或基因军备竞赛发展，不管谁赢，输的都是人类。阻止这种毁灭性军备竞赛的唯一方法不是在国家间建墙，而是建立国家间的信任，这并非不可能：如果今天德国向法国承诺“我们没在阿尔卑斯山下的秘密实验室里造杀人机器人”，法国人大概率会信任德国人，尽管两国之间有惨痛的历史。我们需要在全球建立这种信任：为了人类的存续，我们需要让美国人和中国人能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一样互相信任。 同样，我们需要建立全球安全网，保护所有人类免受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经济冲击：自动化会在硅谷、中国东部等高技术中心创造巨额新财富，而依赖廉价体力劳动的发展中国家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旧金山和上海会有更多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岗位，但墨西哥、孟加拉国的工厂工人和卡车司机会失业。如果我们不在全球层面找到应对人工智能颠覆性变革的解决方案，整个国家可能崩溃，随之而来的混乱、暴力和移民潮会 destabilize 整个世界。
六、实践指引：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平衡全球利益
赫拉利总结道，21世纪人类要生存繁荣，需要更好的全球合作，民族主义不一定是这种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他指出，部分政客比如美国总统认为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存在 inherent 矛盾，应该拒绝全球主义选择民族主义，这是错误的：不是你要选择全球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根本没有矛盾。因为民族主义不是恨外国人，民族主义是爱自己的同胞、照顾自己的同胞，而21世纪保障同胞安全繁荣的唯一方法就是和外国人合作，所以好的民族主义者现在应该是全球主义者。 全球主义不是要放弃所有民族忠诚和传统，更不是要开放边境允许无限移民。当下流传着一种阴谋论，称全球主义者想取消所有移民限制，把数千万外国人 Flood 到欧洲，这完全是胡扯：赫拉利表示他认识不少全球主义者，没一个人想要这样。 全球主义其实指的是两个更 modest、更合理的原则：第一，全球主义意味着对某些全球规则的承诺。这些规则不否认每个民族的独特性，也不否认人们应该对民族保持忠诚，只是规范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好的例子是世界杯：世界杯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人们常常对自己的国家队表现出强烈的忠诚，但世界杯同时也是全球和谐的绝佳展示：法国要对克罗地亚踢足球，首先需要法克两国同意同样的比赛规则。一千年前，根本不可能把法国人、克罗地亚人、日本人、阿根廷人召集到俄罗斯一起比赛，哪怕你能把他们弄过去，他们也永远不可能在规则上达成一致，但今天我们可以，这就是全球主义的实践：如果你喜欢世界杯，你就是全球主义者。 第二，全球主义的原则是：有时候需要把全球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是 always，但有时候。比如世界杯上，所有国家队都同意不用违禁药物提升运动员成绩：哪怕你能靠给球员下药赢得冠军，也不应该这么做，因为如果这么做，其他国家会效仿，世界杯就会变成生物化学家之间的竞赛，这项运动就毁了。经济上也一样，我们应该平衡全球和国家利益：哪怕在全球化世界，你交的税大部分还是会用来给自己国家的人提供医疗和教育，但有时候各国会同意放缓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以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和危险技术的传播。 赫拉利补充道，过去人类从未成功建立过有效的全球合作，但人类可以学习新技巧：民族主义曾经也是全新的技巧，5000年前当一些部落合并成第一批民族时，肯定有很多保守派说这是 impossible、undesirable、不自然的，我们想留在部落里。从小型狩猎采集群体到全球合作的道路上，民族主义已经非常靠近全球这一端：数百万年来，人类只能和大约80个亲友有效协作，多亏了民族主义，现在人类可以和8000万甚至8亿陌生人协作，距离和80亿陌生人协作已经不远了。 他特别强调，这不是要建立全球政府，这是危险且不切实际的愿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没有 uniform 的全球和谐，就像一支交响乐团：每件乐器都不同，但都演奏出和谐的音乐，如果所有乐器都一样，是 uniform，是死气沉沉的；如果每件乐器都完全无视其他乐器，各自演奏，只会是可怕的噪音。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的中间道路。 最后赫拉利向听众提出实践层面的建议：下次选举时，当政客恳求你投票给他们，你需要问他们四个问题：如果你当选，你会采取什么行动降低核战争风险？你会采取什么行动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你会采取什么行动监管人工智能、生物工程这类颠覆性技术？最后，你如何看待2050年的世界？你最糟糕的 scenario 是什么？你最好的愿景是什么？如果有些政客不理解这些问题，或者只会空谈过去，无法提出有意义的未来愿景，不要投票给他们。演讲结束后现场响起掌声。
七、问答环节
问答环节中，主持人表示不会进行长时间来回对话，将按照从后排到前排的顺序提问，要求每人仅提一个问题，且尽量简短。 随后来自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 Oriit 首先提问：他关注到赫拉利在多篇文章中探讨过“后真相社会”的问题——如今即便人们有充分的论据和事实支撑，在互联网上搜索五六次后，总能找到基于完全编造信息的内容，人们会宁愿相信后者，也不相信前者，要如何打破这一僵局？同时赫拉利在演讲中提出要重新肯定民族主义的价值，要如何在 reclaim 民族主义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 赫拉利回应道：这不是新问题，假新闻从古至今都存在。哪怕在中世纪的小村庄，没有Facebook、Twitter这类技术，也到处都是假新闻：有人跑来说住在森林边的老妇人骑着扫帚飞，一小时内就会有一群拿着干草叉的人要烧死那个可怜人。相信假新闻不是新问题，只是当下的新技术改变了它的传播形式，同时也让传播真相变得更容易，而不仅仅是传播假新闻。他最后表示，我们当然还需要继续与假新闻斗争，本次转录稿至此结束。
三、技术对注意力的劫持与个体、社会的双重应对
一方面，抵御算法剥削的责任既在个体自身：每个人都需要清晰认知自身的认知弱点，避免被外部势力利用这些弱点实施操控；另一方面，科技巨头乃至相关政府也需承担相应责任，保护民众免受此类剥削。 当今世界的新变化在于，全球范围内存在两处基本的技术权力中心——美国加州与中国东部，这里诞生的大型算法系统覆盖数十亿用户，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劫持、滥用人类的注意力。这些系统本质上是针对智人这一物种的“黑客式”破解：它们学习人类的内生认知弱点，进而利用这些弱点劫持用户的注意力并加以滥用。劫持注意力的最简便方式就是触发人类的“仇恨按钮”与“恐惧按钮”，这类情绪总能最快速地捕获注意力，而这恰恰是人类认知结构的固有弱点。 我们需要在个体与集体两个层面形成共识、采取行动：个体层面要深化自我认知，警惕自身弱点成为外部势力操控的工具；社会层面则要确保技术发展的方向不是拉低人类的整体水平、利用人类弱点对付人类，恰恰相反，要打造能够保护人类免受自身弱点侵害、甚至实现人类升级的技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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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问答
（一）大学的角色与知识传播的困境
主持人提问：您作为常年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授课的教育者，认为大学是应对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是已经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 赫拉利回应：大学总体而言仍属于解决方案的范畴——高校内部往往能就相关问题展开更理性、更深入的讨论，遗憾的是，大学对公众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他举例称，仅过去一年间，YouTube算法累计推荐了数十亿次地平说相关视频，这些推荐并非来自用户主动搜索“地平说理论”“地球是否为平的”等关键词，而是用户观看任意内容后，算法自动弹出的“接下来观看”推荐。相比之下，大学课堂里哪怕只有20名博士生参与物理、天文等学科的研讨，这些学生毕业后却可能进入谷歌工作，编写出推荐地平说内容的算法，这种知识传播的错位令人深思。
（二）民族主义的演变与良性转型的可能
来自中央欧洲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瑞安提问：您对民族主义持乐观态度，也提到民族主义有7万年的历史，但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主义是近五六百年、尤其是16世纪以来伴随军事制度变革形成的，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当时国家需要民众彼此认同、愿意为彼此牺牲生命上阵杀敌，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至今仍是主流，也是当下民粹右翼领袖常用的民族主义形态。仅靠您此前提出的“向政治家问四个问题”、参与民主进程，是否足以推动民族主义向良性形态转变？还需要哪些改变？ 赫拉利回应：首先需要明确，民族主义的内涵不止于军队与军事，也涵盖医保、福利等公共体系：民众愿意为和自己相似的人纳税、支持公共福利体系，却越来越不愿为“异类”承担相应成本，但至少这种为陌生人牺牲的意愿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积极面向，我们之所以能拥有医保、福利、教育等公共体系，离不开民族情感的支撑。我们不需要将民族主义视为与生俱来的邪恶、主张彻底消灭它，而是要想办法扩大人类的共情圈层。他对民族主义的转型持“谨慎乐观”态度，但乐观程度有限：他来自以色列，深知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丑陋后果，其学术专长是中世纪军事史，对人类彼此残害的残酷行径、对“对部分群体的爱”可能催生的对他者的伤害有深刻认知，但过去几十代人的确取得了一定进步，与其全盘否定民族主义，不如拥抱其积极面向，而非陷入“所有爱国主义、爱祖国、爱同胞的表现都是法西斯主义前兆”的极端判断。我们需要警惕过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形成更复杂的认知：既可以摒弃法西斯主义，也可以拥抱民族主义中更温和的积极面向。
（三）旧式帝国模式的当代不可行性
历史系学生莉萨提问：您在著作中经常讨论“帝国”这一概念，这也是当下的热点议题——如今存在帝国怀旧情绪，也有要求前殖民帝国赔偿的诉求，请问帝国在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赫拉利回应：21世纪旧式帝国主义已经彻底不具备可行性，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无论帝国曾经是“好”是“坏”，帝国模式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当今武器的毁灭性，中世纪或古代那种扩张型的帝国建设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杀行为。当然，绝大多数帝国的建立过程都充满暴力、犯下残酷罪行，但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积极遗产：如果试图清除当今世界所有的帝国遗产，我们几乎会失去所有——比如当今全球通用的英语就是帝国遗产，大多数人的母语都是祖先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前被强制学习的帝国语言，试图恢复每个小地方在帝国崛起前的古语言既不现实，也大概率会起到反效果。但无论如何，旧式帝国主义在21世纪已经是人类的自杀之路。
（四）对硅谷科技巨头的核心批判
有观众提问：您近期采访过马克·扎克伯格，采访后您对他的信心下降了多少？ 赫拉利回应：这取决于最初的信心基数。个人层面他觉得扎克伯格是非常友善、善意的人，并非大众幻想中那种意图全球征服的“硅谷反派”，硅谷的核心问题不是恶意，是天真：大多数硅谷从业者是工程师、数学家，他们对人性、对历史的认知往往非常 simplistic、naive。90年代到21世纪初，他们曾天真地认为“只要把人连接起来，就能实现和平、和谐与自由”，但历史证明这并不成立，如今他们正在逐步意识到自己打造的庞大系统产生了未曾预料的后果：假新闻、极端组织等问题层出不穷。但他印象中，硅谷目前仍把这些问题归因为“小故障、不良行为者利用本质上好的系统”，认为只要打几个补丁就能解决，尚未意识到自己打造的机器存在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系统系统性滥用数十亿人的注意力，根源不是莫斯科或其他地方的“恶意行为者”利用系统，而是系统的核心算法与结构本身存在缺陷——这些系统建立在非常浅薄、过于简化的哲学与历史认知之上：它们被设计用来优化“用户停留时长”，辩护理由是“顾客永远是对的，人有自由意志，如果用户自由选择花大量时间在Facebook、YouTube上，那就是他们的自由选择”，但现实是，系统已经 sophisticated 到可以“黑客”人脑，利用人类的恐惧、仇恨等弱点操控用户，早已不存在所谓的“自由选择”。我们需要承认这些深层结构性问题，确保技术不是拉低人类的整体水平、利用人类弱点对付人类，而是保护人类免受自身弱点侵害、实现人类的升级。
（五）AI在共情培养中的潜在作用
回答完该问题后，主持人调侃现场提问性别比例失衡，优先邀请女性听众提问，随后来自中央欧洲大学毕业生、国际选举观察员阿格涅什率先举手提问：您经常在讲座中强调共情的重要性，但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共情、也不愿意学习共情，我最近了解到现有AI正在学习共情，请问AI学习共情、辅助人类升级，是否最终能实现保护地球、保护人类的目标？ 赫拉利回应：AI本身没有心智、没有意识、没有感受，因此不会产生自主的共情，但它可以学习识别共情，也可以被训练去激发他人的共情：比如未来AI可以在特定场景下提醒用户“你当下的表现非常刻薄，缺乏共情”。这恰恰是技术“升级人类”而非“拉低人类整体水平”的潜在路径：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就像一把刀，既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沙拉、做手术救人，AI同样如此，既可以用来摧毁民主社会、散播仇恨，也可以用来帮助人类更精细化地培养共情。他希望全球各地的工程师都能选择后一条发展路径。
（六）民族主义与生态保护的可能结合
环境科学专业学生提问：智人的整部历史就是一部破坏历史，从抵达澳大利亚灭绝巨型动物，到消灭其他人类物种，我们本质上是“生态连环杀手”，只关心自身利益，数千年来系统性破坏栖息地、灭绝物种，直到自身生存受到威胁才意识到需要改变。民族主义的积极面向如何助力解决生态问题？ 赫拉利回应：人类对待自身同类的记录好坏参半，但对待其他物种、对待环境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是毫无顾忌的“生态连环杀手”。数千年来我们系统性摧毁越来越多的栖息地与物种，直到最近才因为自身生存受到威胁开始觉醒，而人类本质上是十分自私的物种，只有自身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会意识到需要改变行为。理论上民族主义完全可以成为环保的助力：19世纪的传统民族主义往往会庆祝本国的森林、河流、野生动物，保守主义本应和“保护”挂钩，但当下一个非常奇怪的历史怪现状是：右翼民粹民族主义者往往是最不关心环保的群体，他们口中的“祖国”“故土”只是脑子里的抽象概念，并不关心真实的国土上的山川、森林、河流与动物，而关心环保的反而是从未踏入森林的都市进步派。我们需要扭转这种认知，让哪怕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能关心国家领土的真实现实，而非仅仅关注抽象的国家概念与领土。
（七）民族国家之后的发展方向
回答完该问题后，主持人邀请现场年长的听众提问，最终一位留胡子的男士获得提问机会：在互联互通的当代，民族国家之后的发展阶段是什么？我们是否能看到相关迹象？ 赫拉利回应：他此前在讲座中已经提到，理想的发展方向是更紧密的全球协作，但这绝不意味着消灭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仍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框架，但各国需要在应对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实现更高效的协作。他认为“建立全球政府、全球帝国”的想法非常危险，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既不现实，也完全没有必要。理想的模式是“和而不同”：大量多元的民族、群体能够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下共存，在共同利益领域展开合作。
（八）国家间信任的建立路径
来自美国布达佩斯国际学校的马克提问：在当代世界如何建立国家间的信任？ 赫拉利回应：核心是让各国意识到相互依存的关系与共同面临的危险，没有什么比共同危机更能建立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的信任。以气候变化为例，这是人类面临的巨大威胁，但也有其积极意义：它让所有人意识到生态上不存在“独立国家”，无论是否愿意，所有国家都相互依存——你可以无数次宣布独立，但哪怕你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环保政策，仍然可能因为地球另一端的政府的糟糕政策遭受巨大损失。他提议在独立日之外设立“相互依存日”，让人们意识到至少在气候变化这类议题上，不存在独立，只存在相互依存。除了共同危机，直面共同的历史创伤也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法德之间的信任就是80年来历任领导人的努力、高中交换项目、历史学家反复讨论共同仇恨的根源，一步步跨越仇恨的鸿沟建立起来的，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但法德从75年前二战结束时的死敌，到如今的高度和解，已经证明了这种努力的价值。
（九）2050年的两种可能前景
来自澳大利亚的维尼亚提问：作为研究长时段历史的学者，您认为2050年的世界会是天堂还是地狱？ 赫拉利回应：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当下和未来几十年的选择，存在两种极端可能：一方面，如果AI与生物技术的巨大收益不能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国家之间公平分配，我们可能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富人与穷人之间出现巨大的经济甚至生物鸿沟；如果技术被用于制造极端极权政权，其控制力度会比奥威尔的《1984》、比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权更甚——比如要求所有人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不仅监控行踪与社交关系，还能监测情绪：如果用户看到金正恩的照片时出现血压升高、杏仁核活跃等愤怒信号，就会立刻陷入麻烦，这种场景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可行。另一方面，同样的技术如果被用于更公平的分配收益，如果AI与生物技术不是用来制造极权，而是用来为数十亿如今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的人提供史上最好的医疗：同样的生物识别手环可以监测用户是否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癌症的早期信号，在疾病容易治疗、成本低廉的阶段就及时发现，就能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医疗体系。当前我们面临的核心威胁不是英国脱欧、移民这类问题，无论脱欧结果如何、移民问题如何解决，人类都能生存，但气候变化、AI、生物技术是关乎人类存亡的生存性威胁——既关乎人类的物理生存，也关乎人类价值的存续，我们只有10到30年的时间窗口，必须把所有注意力聚焦在这些核心问题上。
（十）应对民族主义煽动性话术的核心原则
性别研究系学生梅洛迪提问：您曾提出要区分“独特”与“优越”、“特殊”与“排他”的微妙边界，这是政客最常利用的话术，用来煽动民众、实现自身目的，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话术？ 赫拉利回应：核心是不要陷入二元对立的陷阱。不要把民族主义简单划分为“好”与“坏”，不要认为“爱国就是法西斯”，这种过于简化的二元判断恰恰是极端政客最希望看到的：当你说所有爱国者都是法西斯时，只会让普通民众立刻转向对立面。我们需要形成更复杂、更符合现实的认知：民族主义不是非好即坏，它有积极的面向，也有消极的面向。要明确区分“爱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与“仇恨外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独特”与“认为自己的国家优越、全人类的所有成就都来自本国、只在乎本国利益”之间的差别。走这条中间线当然很难，但这是对抗极端政客话术的唯一方式——极端政客最擅长的就是制造“你选我们还是选我们”的二元绑架，拒绝陷入这种二元思维，就是最有效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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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讲座总结与后续安排
主持人宣布，本次讲座属于“希望的理由”系列讲座，后续还将有两场活动：5月15日（下周）英国政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将发表题为“政治与情感动力学”的公开讲座；5月29日，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将发表题为“民主的退化与应对之道”的公开讲座。本次讲座结束后，将在欧文大楼13层的礼堂举办招待会，欢迎所有听众参加。 最后主持人向赫拉利致谢：感谢他带来的精彩演讲与三本著作，现场听众全神贯注的聆听就是其作为公共教育者能力的最佳证明；赫拉利不仅带领大家回到深时视角思考人类历史，更清晰区分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边界，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强调审慎、节制、理性与爱国等核心价值，这些都是在当下时代尤为珍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