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诺亚·赫拉里 (Yuval Noah Harari) 在 VRT 上接受 Annelies Beck 采访
以下为2020年2月20日尤瓦尔·诺亚·赫拉利接受比利时VRT电视台安妮利斯·贝克访谈的整理稿：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访谈整理稿
一、著作广受欢迎的核心原因
主持人首先问及赫拉利著作大获成功的原因，赫拉利回应称主要有两点：一是自己拥有非常优秀的团队支持，市面上不乏质量上乘却鲜有人知的著作，他很幸运能得到团队的助力；二是其作品回应了真实存在的时代需求——当前人类处于全球化时代，每个人的未来都会受到全球各地事件的影响，而他的著作从全球视角梳理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恰好契合了这一需求。
二、对全球政商界领袖的呼吁：聚焦21世纪三大核心挑战
随后主持人提到赫拉利刚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归来，即将在安特卫普面对超过5000名观众演讲，询问他认为达沃斯的政商界领袖是否理解了他呼吁的紧迫性。赫拉利表示尚无法判断，需要看后续行动。他明确呼吁政界、商界领袖及所有民众重点关注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核战争威胁、生态崩溃的现实，以及技术颠覆（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对人类物种、就业市场、政治体系及每个个体生活的冲击。
三、人类文明的底层逻辑：虚构故事驱动的大规模合作
为建立讨论语境，主持人提到赫拉利在著作中提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核心区别在于讲故事的能力，询问这一能力对人类的优势。赫拉利解释称，人类能统治星球的核心原因是，我们是唯一能进行超大规模合作的哺乳动物，人类所有的重大成就——从建造金字塔到登月、从破解DNA到现代社会治理——都不是个体能力的成果，而是数百万人大规模合作的结果。而要动员数百万人协作，就需要一个共同相信的故事，这是黑猩猩、大象、海豚等动物无法做到的：它们只能基于亲密关系进行小范围合作，而人类可以和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合作，只要双方相信同一个故事。
他进一步举例：宗教是典型的故事驱动合作的案例，公司、国家本质上也是“法律虚构的故事”：你无法触摸到一家公司本身，它不是厂房、不是产品，而是由律师们构建的叙事，只要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个故事，它就能正常运转。而不同故事的传播效果没有统一公式，真相往往不是故事成功的关键——历史上很多极具影响力的故事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宗教，甚至宗教信徒也会承认，除了自己信仰的宗教之外，其他宗教都是虚构叙事，但依然有数百万人相信这些“甚至有些荒谬”的故事，并以此塑造世界秩序。民族主义同样是故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叙事，而一个完全坦诚自己国家所有复杂、黑暗面的领导人，几乎不可能赢得选举，因为民众往往更愿意接受更温和、更积极的自我认知。
赫拉利同时指出，民族主义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如果正确理解，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爱自己的同胞，而非仇恨外国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也应该是全球主义者——如果你真的关心本国同胞，想要保护他们免受气候变化、危险技术的伤害，就必须和外国人合作。从历史长河看，当今欧洲的民族主义情绪比一百年前弱得多：一百年前欧洲人曾相互残杀致数百万人死亡，而如今的脱欧、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等事件，即便存在情绪对立和分歧，暴力程度也远低于历史上的战争或西班牙内战，整体和平度是历史罕见的。
四、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没有必然成功的叙事
针对“什么样的故事更容易成功”的问题，赫拉利表示历史没有标准答案，这也是历史和物理学的核心区别：物理学有固定公式可以预测结果，而历史中哪些故事、运动、宗教能成功，哪些会失败，极难提前预判。他举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起时， competing 的宗教有密特拉教、摩尼教等众多选项，没有明确的原因能解释为什么基督教最终成为主导，如果重演一百次历史，基督教可能只有两次能成功；1914年时没人相信列宁的少数派布尔什维克能在三年内掌控俄国，当时布尔什维克只有约2万名成员，而俄国是拥有1.8亿人口的大帝国，其掌权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只有事后才能解释；2016年特朗普当选也是如此，如果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州的数万选民投票倾向不同，结果就会完全改变，事后人们会总结出各种“必然性”理论，但事前几乎没人能预测到结果。因此，历史在多数情况下充满偶然性，很难提前判断哪个叙事、意识形态、宗教能最终占据上风。
五、个人叙事的虚实边界：我们为何需要区分现实与虚构
赫拉利进一步指出，不仅集体叙事是虚构的，每个人的个人叙事也往往和现实存在较大偏差：我们会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挑选部分片段，重新解读，加入大量虚构的内容，构建出“我是谁”的人生叙事，并逐渐相信这就是真实的自己，这种偏差不仅存在于生物层面，也存在于心理层面。个人无法完全脱离叙事生活，就像国家需要民族神话、公司需要企业叙事一样，但如果个人叙事和现实脱节，就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国家层面的虚构叙事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因此，人类需要始终具备区分现实与虚构的能力：要记住，痛苦是真实的，而这些故事只是人类的创造物，我们需要学会跳出这些宏大叙事，也能跳出自我构建的虚假叙事。
六、意识的未解之谜：科学认知的边界与诚实
针对“情绪只是复杂的生化算法，人是否只是生化反应和神经元活动的集合”的疑问，赫拉利表示，人类对大脑、神经生物学过程和生物化学机制的理解已经比一个世纪前深入得多：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大脑活动高精度预测人的情绪，也可以通过改变生化指标或直接调控神经元活动来操纵人的情绪，情绪和大脑活动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关联。但他强调，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是意识：数十亿神经元的电信号活动，如何转化为疼痛、爱、恨的主观体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他反对因为科学暂时无法解释意识，就编造“灵魂存在”之类的神秘主义叙事，认为科学家最应该保持诚实，承认“我们还不了解，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不是用虚构故事填补认知空白。
七、“可被黑客化的人类”：数字时代的监控与数字独裁风险
赫拉利进一步提出，人类已经进入“可被黑客化”的时代：只要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就能预测你的行为、选择，甚至操纵你的决策。广告商、Facebook、谷歌等科技公司一直在做这件事，而过去只有少数人能做到的“预判和操纵他人”，如今借助海量数据、生物知识和算力，已经变得可能：部分国家和企业已经拥有足够的数据和计算能力，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政治观点、性取向、最深层的恐惧和欲望，这是极大的危险。
他解释称，这种能力可能催生前所未有的数字独裁：政府可以持续监控全体民众，不仅知道人们的行为，甚至能知道人们的想法和感受，预判所有人的行为，而不需要动用武力。目前全球还没有完善的数字独裁体系，但多个国家都在向这个方向推进：中国是“监控国家”的代表，而美国是“监控资本主义”的中心，以色列则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监控技术实验室之一，相关技术被出售给沙特等全球多个政权。这种“比你更了解你”的能力，和政府的监控一样危险。
八、应对技术风险的路径：个人觉醒与全球政治行动缺一不可
针对如何应对这种风险，赫拉利表示，个人层面最有效的办法是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因为这是一场“谁更了解你”的竞赛：你越了解自己，就越不容易被自己的弱点操纵，比如假新闻往往利用人的既有偏见，如果你清楚自己的偏见，就不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了解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冥想、心理治疗、艺术、运动、亲近自然都可以，但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根本的解决方案必须在政治层面：我们需要通过政治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和数据带来的收益被全体民众共享，避免少数企业或小团体垄断所有数据和相应的权力，否则人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不仅国家内部会出现巨大的阶级分化，国家之间也会出现“数据殖民”：未来可能只需要掌握所有法官、政客、记者的医疗记录、个人隐私、丑闻和弱点，不需要派军队就能完全控制一个国家。
同时，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也会加剧全球不平等：目前中美在AI领域领先，如果AI革命创造的财富只集中在少数国家，其他国家可能完全崩溃，就像19世纪少数国家工业化后殖民全世界一样，未来可能出现“数据殖民”，大量国家成为数据殖民地。
九、核战争风险的再抬头：孤立主义与国际秩序瓦解的隐忧
主持人随后问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赫拉利表示短期内爆发的可能性较低，因为核战争会导致人类灭绝，但核战争的风险正在重新上升：过去人们认为核战争是20世纪60年代的遗留问题，但如今伊朗与美国的冲突、英美孤立主义的兴起，正在瓦解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这可能引发更危险的核军备竞赛。如果德国无法再信任美国和英国的安全承诺，就可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日本、韩国、沙特、土耳其等国也会跟进，这将极大增加全球安全风险。他提到自己在达沃斯听到美国总统的演讲，核心信息是“美国优先”，只关注自身利益，这种孤立主义政策会直接冲击全球安全秩序。
十、气候变化困境的根源：进化本能与集体责任的错位
访谈最后谈到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赫拉利指出，气候变化难以获得和恐怖主义同等的关注，核心原因是生物进化层面的：直到最近，人类才真正拥有改变气候的能力，在进化过程中，我们没有被编程为“可以控制气候”的认知——当我们在非洲稀树草原生活时，气候变化确实会影响我们，但我们无法做出改变，因此不会对此投入过多注意力；而恐怖袭击是我们可以直接干预的威胁，会立刻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会立刻关注“恐怖袭击致5人死亡”的新闻，但看到“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新闻时，往往直接划走，这是进化留下的本能。
但他强调，人类已经是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成熟物种，我们需要意识到：气候变化现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不久的将来会面临 terrible 的后果。解决气候危机并不需要回到洞穴生活，只需要全球投入2%的GDP——这个数字和全球平均军费支出相当，如果国际社会能拿出和军费一样的资金投入气候治理，就能解决气候问题，这本质上是选择问题，不是能力问题。
十一、历史学家的使命：推动公共讨论聚焦生存级议题
作为历史学家，赫拉利表示自己的目标是改变公共讨论的焦点，让公众和政客将注意力集中在三大生存级挑战上：核战争、生态崩溃、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颠覆。他指出，当前太多选举活动把焦点放在恐怖主义、移民、欧盟结构、贸易协定等议题上，这些议题当然重要，需要关注，但不会毁灭人类文明；而那三大挑战一旦失控，就会导致人类文明的终结，应该成为公共讨论的核心。
十二、AI发展的现实影响：无需“超级AI”已足以颠覆现有秩序
赫拉利提到自己目前和团队正在推进多个项目，包括面向9-11岁儿童的全球史读物、图像小说、电视节目等，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会读书，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会波及所有人，需要让所有民众都参与到相关讨论中。针对“AI是否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反叛人类”的疑问，他表示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发生，我们不需要担心“超级AI”的威胁，初级的AI就足以彻底颠覆现有经济秩序：它已经可以取代司机、医生（疾病诊断）等大量岗位，虽然会创造新的工作，但会引发一系列核心问题：如何重新培训失业工人？AI革命创造的巨额财富如何分配？如果美国和中国在AI军备竞赛中领先，其他国家可能完全被甩下，而目前没有全球性的安全网来应对这种冲击——就像当年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时，数百万失业工人没有足够的资源获得再培训，墨西哥政府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美国政府也不会征税来支援墨西哥，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最核心的公共议题。
十三、人类已握神权却未担神责：权力与幸福的错配是最大危险
访谈最后，赫拉利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处境的担忧：从能力上看，人类其实已经是“神”了，我们掌控着其他动物和地球的命运，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非常不负责、也不满足的神：我们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却不知道如何将这种力量转化为更幸福的生活，总是想要更多、更长寿、更年轻。历史上人类非常擅长积累力量，但非常不擅长将力量转化为幸福，而随着我们积累的力量越来越大，潜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