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问答环节整理稿（第1/2段）
一、开场与议题背景
主持人首先向与会者致意，说明这场专题简报会的举办缘由：此前公开议程发布后，赫拉利在大会主会场的演讲引发极高关注，因此特意安排在媒体中心举办这场规模更小、氛围更轻松的问答环节，方便深入探讨其研究成果。随后介绍赫拉利的身份：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分别于2014年、2015年出版。最后说明本次问答仅30分钟，鼓励与会者积极提问、质疑其理论，还提到主会场演讲结束后自己曾需要时间梳理思路，同时向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问好。
二、技术发展的未来走向与人类应对
主持人首先提及赫拉利此前演讲中将政治家类比为乐手，能够调动人类的情绪与生化系统、激发恐惧，同时肯定赫拉利同样具备强大的感染力，进而提问：作为科学家，赫拉利是否对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感到兴奋，还是和部分离场观众一样对前景感到担忧？对未来的判断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 赫拉利首先明确：没有任何人能准确预知40到50年甚至一个世纪后的世界样貌，唯一能确定的是届时世界将与当下截然不同。他引用一个常见观点：如果某人描述的2015年世界像科幻小说，那大概率是虚假的；但如果描述的2050年世界不像科幻小说，那肯定是错误的。随后明确技术并非决定论：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并非不可逆转的既定路径，而是为我们打开了充满可能性的选择菜单，没有任何结果是被预先注定的。 主持人接着追问：此前达沃斯广泛讨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由克劳斯·施瓦布提出，他近期阅读发现，相关讨论已从技术本身转向技术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治理框架引导技术向善，询问赫拉利认为人类目前在应对技术跃迁方面进展如何？ 赫拉利回答：进展非常有限。绝大多数人对正在发生的事几乎毫无认知，不少国家政府的基本态度是“我们有更紧迫的事要处理，没空管这个”。世界目前分裂为两个群体：极少数集中在少数企业、政府里的人，对正在发生的事和其中的利害关系有相对清晰的认知；而绝大多数人既没有时间、意愿，也缺乏教育和能力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认知鸿沟极其危险。历史上人类曾多次面临艰难处境，弱势群体往往沦为被剥削的一方，如今我们可能再次站在历史的错误一侧：过去如果跟不上发展步伐，最多沦为农奴、体力劳动者被剥削；如今如果被时代抛下，面临的将是更糟糕的处境——彻底无关紧要，别人甚至不需要你当农奴或奴隶。这也是当下人们普遍担忧“有意义的工作”这一问题的核心。
三、观众提问：媒体信任、国家与市场的作用
第一位提问者是来自《商业内幕》的Alec，他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人类简史》中提到的“国家与市场”这两个核心历史推动力是否依然成立；二是根据爱德曼信任度报告，50%的人不再接触任何媒体，三分之二的媒体消费者无法区分假新闻和真新闻，作为信息传播方，该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赫拉利首先回答关于国家与市场的问题：二者目前仍是历史的主要行动者，尚未出现能替代它们的新主体，短期内这一格局也不会改变。国家试图积累更多权力、市场试图加速增长，是推动当前技术革命的核心动力，除非全人类达成共识同时退出这条发展轨道，否则任何单独退出的一方都只会被抛在后面。 关于媒体问题，他表示并不认同当下对假新闻的过度焦虑：假新闻从来不是新鲜事，中世纪、1930年代、1980年代都不存在“所有人只接收真实信息”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假新闻比今天严重得多。当下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分辨信息真假，而是信息过载：哪怕全是真实信息，当大量真实但无关的信息过量时，人们也无法形成对全局的认知。媒体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发布的故事是真是假，而在于能否帮助公众理解全局，而不是只追逐下一个热点，不管内容是真是假。
四、观众提问：智人时代的终结与演化路径
第二位提问者是来自NDTV的Vikram Chandra，他提问：赫拉利此前提出智人（Sapiens）的时代可能即将终结，自《未来简史》出版后，他对可能取代智人的新物种形态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赫拉利回答：这是一个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获得了重编程身体、大脑和心智的能力，人类的想象力本身也将被改写。我们现在能想到的智人利用生物工程、脑机接口等技术的方式，无非是延长寿命、变得更健康更漂亮，但一旦改变了人类大脑和心智的基本参数，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新的存在形态会如何运用这些技术。过去人类改变的始终是外部世界，而如今我们开始获得改造内部世界——身体和大脑——的能力，既然我们仍被困在现有的大脑里，就注定无法预见改造后的未来。 他进一步介绍了当前技术变革的三个路径，恰好对应人类演化的三个阶段：最保守的是生物工程主导的第一阶段，仍以自然选择塑造的有机生命基本构件为基础，通过基因编辑、器官再生等技术加速自然选择，本质仍是人类熟悉的有机生命形态；第二种更激进，是有机与无机物结合的第二阶段，比如脑机接口、生化义肢、体内植入纳米机器人组成的无机免疫系统，但核心控制中枢仍是有机大脑，对应神经人文主义的演化方向；第三种最激进，是完全放弃有机形态、创造完全无机生命体的第三阶段，但这取决于我们能否破解意识的奥秘——目前科学界对意识的本质、产生机制、如何从神经元活动中涌现出主观体验（如愤怒、爱、痛苦、快乐）几乎一无所知，虽然主流假设是意识可以脱离碳基大脑、在硅基计算机上复现，但这目前只是未经验证的教条，完全无机生命体能否实现仍是未知数。
五、观众提问：教育变革、技术阶段与智能设计
接下来主持人整理了观众的集中问题：一是关于教育体系变革，此前马云提出教育需要革命以应对机器取代劳动力的趋势，认为应重点培养音乐、体育、美术等机器难以替代的能力；二是关于技术演化的三个阶段（人文主义、神经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的短期（未来一二十年）走向；三是关于赫拉利此前提到的“云端不存在智能设计”的观点，需要进一步阐释；四是什么让他对人类未来保持乐观。 赫拉利首先回答教育问题：核心不是工作岗位的绝对减少，而是人们是否具备从事新岗位的技能。过去的技术革命中，失去工作的农民可以相对容易地转行成为工厂工人，只需要学习少量新技能；但下一波自动化浪潮中，失去工作的收银员、纺织工人很难转行成为数据分析师、虚拟现实游戏设计师，因为新岗位对技能的要求高得多。而当下我们无法预测未来需要什么技能，因此最好的策略是重点培养情绪智力、心理韧性、学习能力这些确定会被需要的能力，但问题在于目前没有任何人知道如何大规模普及这类教育。 随后他提到技术演化的三个路径已经初见端倪：基因编辑不再是科幻，每个月都有针对小鼠、猴子甚至人类的新实验性疗法出现；脑机接口也已经成为现实，比如通过意念控制灯光、在屏幕上显示内容，一旦实现脑与计算机的高效双向通信，就会迎来分水岭时刻——比如多脑互联形成“脑际网络”，届时“我是谁”的身份认知将被彻底改写；完全无机的生命体目前仍是科幻，取决于意识研究的突破，可能未来一二十年有突破，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关于智能设计：他提到的“智能设计”并非指圣经中上帝的创世设计，而是指人类和算法正在扮演的“设计者”角色。未来我们仍会保留人类作为总统、CEO等职位的外观，但这些人实际上只能在算法给出的A、B、C三个选项中做选择，根本不知道选项从何而来、意味着什么，真正主导世界的将是塑造这些选项的算法。 最后关于乐观的理由：人类面对重大挑战时并非总是失败，比如冷战时期核战争是人类议程上的头号威胁，当时很多人认为人类无法避免核灾难，但冷战最终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这是人类做出明智选择的结果，而非奇迹。这不能保证我们能解决当下的挑战，但至少说明人类的愚蠢是无限的，智慧也可以是无限的。
六、观众提问：数据所有权、治理与中国相关讨论
接下来有观众提问：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归企业还是政府？谁更能成为数据的负责任管理者？未来当前的数据所有者是否还会保持对数据的控制权？ 赫拉利回答：当前的数据所有者不一定能一直掌握数据，尤其是当更多民众和政府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后，可能会试图夺取甚至国有化数据。他此前曾担心自己的演讲会被解读为“呼吁国有化数据”，虽然他不信任大企业，但在西方语境下，他并不认为政府国有化数据就是更好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政府代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需要考虑社会、健康、环境等议题，而非仅追求利润，从这一角度政府掌权更合理；但另一方面，政府如果滥用数据建立数字独裁，后果会比企业糟糕得多——基于生物识别数据的数字独裁一旦建立，几乎不可能从内部推翻，算法会在思想形成之前就预判你的想法，操纵的深度远超1930年代的宣传机器，届时所有关于革命的幻想都会落后于现实。他现场提问观众更倾向数据归政府还是企业，结果显示多数人选择企业，但他指出还有第三种选项：比如成立非政府组织管理数据，但这类组织一旦掌握海量数据，也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机构，最终仍会面临被政府和企业争夺权力的问题，本质上和当前的政府、企业没有区别。而完全放弃使用数据也不现实，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巨大的潜在价值，尤其是医疗领域：如果我们能实时掌握人体内部的所有数据，将能提供前所未有的医疗服务，绝大多数人在生命攸关的场景下都不会愿意放弃这种可能性。 随后有观众Anne提问：抛开数据所有权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建立规则让民众能够访问自己的个人数据？比如Axiom等数据聚合商掌握了复杂的用户数据模型，用于向用户投放定向广告，如果用户能够查看这些模型、了解企业对自己掌握了哪些信息、做出了哪些判断，就可以对不合理的判断提出异议。赫拉利认为这是很好的方向，但实施难度很大：大部分原始数据本身没有意义，民众需要配套的工具才能理解，比如现在的DNA检测报告，普通人没有专业知识根本无法解读；而且“认识你自己”本身就是极其困难的事，如果人们真的完全了解自己的所有数据及其含义，可能会遭遇巨大的认知冲击，很多人并不想真正了解自己。 还有观众提问赫拉利的灵感来源：他提到自己作为历史学家，只是试图让更多人理解当下的处境，而非提出解决方案，他的工作本质是“为公众讨论未来创造更多清晰度，赋予更多人参与讨论的话语权”，因为未来属于所有人，不参与讨论的人同样会受到决策后果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问题：有观众提问赫拉利多次提到中国，是指中国正在建立数字独裁，还是指中国政府有能力更早应对科技巨头的垄断问题？赫拉利回应他的基本立场是：中国既不是比其他国家更好，也不是更差，而是比其他国家的政府更早理解当前技术变革的意义和利害关系。这可能是好事，意味着中国能更早提出解决方案，避免其他国家的民众还在沉迷于消费主义时，就已经意识到科技巨头不仅能通过推荐商品操纵消费，更能操纵更深层的个性与生活；但也可能是坏事，意味着中国可能更早学会如何操纵这些技术。他坦诚自己并非中国问题专家，没有深入研究，但从与会交流和阅读来看，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界人士对技术带来的深层影响认知明显滞后，很多人还停留在“亚马逊知道我喜欢什么就能卖给我什么”的浅层认知，没有意识到科技巨头掌握的信息远不止消费偏好，能操纵的也远不止购买行为。
三、学术研究的灵感来源
（承接上一段关于个人数据被持续采集的讨论）主持人补充道：“每个月他们都会给我发一份报告，记录当月采集到的关于你的所有信息，这份报告简直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接下来聊聊你的灵感来源吧。” 赫拉利回应：我阅读过大量相关领域的研究，受影响的学者数量非常多，这里仅提几位具有代表性的：首先是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他最早让我意识到，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完全可以跨学科协作，从科学视角严肃探讨人类发展相关问题；还有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这位灵长类学家长期致力于黑猩猩、倭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我从他的研究成果中对人类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本身的认知。除此之外还有很长一串对我有影响的学者名单，不过我们时间有限，就不一一展开了。
四、自身研究的核心定位
主持人：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赫拉利继续补充：我的大部分研究并非原创性创作，而是综合性的整合工作。我会阅读关于黑猩猩、人工智能、古代中国、脑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尝试将它们整合起来，让普通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帮助读者获得认知层面的支撑，建立应对时代变革的主动权。
五、下一部著作的规划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在结束今天的对话前，想问您：您已经写出了《人类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未来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哈拉里教授您年纪轻轻就已经取得了如此成就，接下来您打算往哪个方向探索？下一部作品的主题是什么？ 赫拉利：下一本书真正聚焦的是当下。过去我们已经写过了，未来也已经写过了，剩下的唯一主题就是当下，这也是最吸引我的部分。
六、环节收尾
主持人：您今天的分享非常精彩，这是我主持过的所有环节中最有意思的一次——哦不，是包括之前所有环节在内最有趣的一次。希望您今天也享受这次对话，非常感谢您来到现场分享，也感谢各位到场参会以及在线观看的朋友们。 （现场响起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