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谈“连接世界”节目（主持人：贝基·安德森）》
整理日期：2019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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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冥想：在信息洪流中锚定自我
我们正被海量信息和虚假内容淹没，这是人类历史上注意力最分散的时代。想要真正理解世界或自己的人生，你需要一片宁静的自留地，远离这场巨大的信息洪流。对我而言，冥想就是提供这种自留地的存在。 有人尝试冥想是为了获得独特的狂喜、宁静或其他特殊体验，但这并非冥想的核心目的。核心目的是了解平常的自我：你究竟是谁？有哪些精神弱点？你在无聊、愤怒、恐惧时的状态是怎样的？了解这些，远比获得一小时的特殊体验重要得多。如果没有冥想的练习，我根本不可能写出自己的著作，也无法尝试理解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
（主持人提问：那么您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二、人类文明面临的三大核心威胁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跳出每日不断更新的新闻循环看，三大威胁正直接指向人类文明本身：核战争、生态崩溃、技术颠覆。 21世纪最重要的认知是：人类已经成为可被“黑客化”的动物。“黑客化人类”指的是他人可以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在大规模层面实现过。当然在个体层面，这种情况早已存在：比如我的母亲至少在我成年之前，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其实是好事，因为她的利益和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等我成年之后，如果母亲仍然比我更了解我，就不那么合适了，而如果是企业或政府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情况就会糟糕得多。
（主持人追问：为什么会更糟糕？） 当然技术本身可以被用于正向目的，我并非主张停止所有技术进步。但如果这些技术落入“21世纪的斯大林”之手，就会催生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极权体制。而如今已经有多个势力在角逐这个位置。 本质上，智人正在获得足以毁灭或升级自身的技术，但这些技术不会再让我们维持原有的状态。权力会逐渐从人类手中转移到企业或政府的算法手里：你申请银行贷款，是算法决定是否通过；你求职应聘，是算法筛选；甚至学什么专业、和谁结婚这类人生选择，都会越来越多地被算法决定。要在这场游戏中不被淘汰，你必须更了解自己，才能抵御外部力量的操纵。
（主持人提问：对于那些认为“这并非新鲜事、您是在危言耸听、我对这些不感兴趣”的人，您会如何回应？）
三、技术监控的极限：已超越《1984》的想象
确实，部分现象并非全新，但如今的生物技术已经不仅能监控你说了什么、见了谁，还能直接读取你的情绪和想法。试想10到20年后的朝鲜或类似国家，每个公民手腕上都戴着生物识别手环，不仅能追踪你的行踪，还能监测你的情绪：当最高领导人做广播讲话时，你可以微笑、鼓掌，但手环能知道你实际在愤怒。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力，甚至远超奥威尔《1984》中的设想。 而且这不是千年后的科幻场景，部分政权已经在着手建设这类全面监控系统。我们只有10到20年的时间采取行动，一旦建立拥有全民信息的数字独裁体制，从内部推翻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提问：在当前全球新秩序瓦解、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兴起、大科技公司不断演进的背景下，您提到的全球协作断裂有多危险？）
四、技术军备竞赛：全人类的共同输局
这种全球协作的断裂极其危险。如果我们陷入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生物技术的军备竞赛，几乎必然导致最坏的结局。无论你设想什么样的反乌托邦场景，无论你认为哪项技术发展是危险的，在军备竞赛的逻辑下，所有人的想法都会变成：“我们不想做，但中国在做、伊朗在做、以色列在做，我们不能落后，所以哪怕这项技术很危险，我们也要先做。”对手也会抱持同样的想法。一旦陷入这种军备竞赛思维，不管最终谁赢得竞赛，输家都是全人类。
（主持人提问：您对人类未来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
五、清醒的现实主义：对未来的三重判断
我尽量做一个现实主义者。首先，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比不了的；其次，现状依然相当糟糕；第三，情况还可能变得糟糕得多。至于这算乐观还是悲观，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定义。但作为历史学家，我必须说：永远不要低估人类愚蠢的力量，这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主持人提问：当前我们正讨论全球新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大科技公司的演进，您是否在暗示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威权环境的崛起？自由民主制度出了什么问题？）
六、自由民主的叙事崩塌与未来教育的核心
过去几年，人们逐渐失去了对自由民主叙事的信心。其实过去二三十年，在全球自由秩序的保护下，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0世纪曾有三套叙事竞争：共产主义叙事、法西斯主义叙事、自由主义叙事。法西斯主义叙事在二战中被淘汰，之后近30年，我们只有自由主义这一套叙事来解释过去、指引未来。现在这套叙事正在崩塌，我们陷入真空，没有任何叙事，这是最可怕的情况。 这个真空暂时被各种怀旧幻想、民族主义幻想、宗教幻想填补，但这些幻想共同的问题是：没有为整个世界提供可行的愿景，也没有为未来提供可行的方向。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到2050年，世界会和今天完全不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完全不知道30年后的就业市场是什么样的，人们需要什么技能。当然会有新工作出现，部分工作会消失，其他工作会被改造，但我们完全不知道会需要什么技能，这非常可怕，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现在回答，而不是二三十年后。我们现在就要决定，今天的孩子在学校和大学里应该学什么。 当下最重要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孩子终身学习、不断自我重塑的能力，这首先需要极高的情商和心理灵活性。因为21世纪的核心斗争不是20世纪那样的反剥削斗争，而是“反无关紧要化”斗争：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保持自己的相关性？
（主持人提问：您曾提出“无用阶级”的概念，回看2016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七、2016年民粹主义浪潮的深层动因
2016年世界多地发生的事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哪怕不关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机器学习、大数据这些前沿技术的人，也准确感知到了自己有变得无关紧要的风险，于是发起反抗，喊着“我们至少还有制造混乱的力量”。他们确实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应对任何重大挑战，都需要全球层面的协作，而我们正在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
（主持人提问：什么让您夜不能寐？）
八、核心忧虑：哲学思考跟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我尽量好好睡觉，不想无意义地熬夜。我的主要忧虑是更宏观的哲学层面的：我们正面临“哲学破产”，没有足够的思想和视野来应对我们已经获得的技术力量。 历史上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基本分工是：哲学家提出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的天马行空的想法，政治家回应说“我们没有手段实现你的想法，非常抱歉”。但现在情况完全反过来了：政治家很快将掌握创造天堂或地狱的技术，但哲学家来不及足够快地构想出新的天堂和新的地狱。 这些问题正从哲学系转移到工程系，而哲学家是非常有耐心的人，可以就一个问题讨论上千年，没有共识也没关系，但工程师没有耐心，给工程师拨款的人更没有耐心：比如你要在明年或五年内推出自动驾驶汽车，就必须解决几千年来哲学家一直在争论的自由意志等伦理难题，根本没时间慢慢讨论。如果哲学家不尽责，工程师就会代劳，这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