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与史蒂芬·平克对话录
一、开场与议题设定
主持人马克西姆·雅科夫列夫（Maksim Yakovlev）首先自我介绍，并介绍了两位嘉宾：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他提出本次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人类的未来，应当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二、对人类未来的总体判断：在乐观与悲观之间
史蒂芬·平克首先回应了他常被归类为"乐观主义者"的标签。他回顾了自己在《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中对人类本性阴暗面的论述，指出自己写作该书的目的正是反驳那种认为"人性本恶意味着暴力与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观点。平克强调，人性中固然存在复仇、支配欲与虐待狂等阴暗动机，但也拥有同情心与理性思考能力，能够通过语言分享解决问题的方案。人类社会的走向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他援引亚伯拉罕·林肯所言"人性中善良的天使"（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指出历史数据证明人类已经在寿命延长、战争死亡率下降、暴力与犯罪减少、疾病与饥荒缓解、文盲率降低等方面取得了进步。然而，平克澄清，这并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而只是对数据的关注——许多人对这些进步事实一无所知。至于未来是否会持续进步，他拒绝做出预言，认为历史并非决定论，未来的走向取决于我们在未来几年与几十年中的选择与行动。他坦言，如果这场对话发生在五年前，他可能会乐观得多，但过去三四年的全球事件让他变得更加谨慎。
尤瓦尔·赫拉利同意平克对人类状况的三点概括：人类境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但仍然相当糟糕，而且可能变得更糟。他认为，讨论自己究竟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是一个伪命题，真正重要的是成为现实主义者。历史没有决定性的力量 mandated 未来必然更好或更坏。他同样表示，由于过去几年的全球事件，他比四五年前更加悲观。
三、当前人类面临的核心威胁
赫拉利指出，当前对人类最严峻的威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气候变化，这是最明显的威胁，但人类并未走在解决它的轨道上，其后果可能极为可怕。其次是核战争威胁，尽管他认为核战争爆发的概率并不高，但也绝非可以忽略不计，其概率之高足以令人担忧。过去五年间，全球在核裁军方面的进展并不乐观：《中导条约》被废除，新的核军备竞赛威胁浮现，尽管自冷战高峰以来全球核武库规模已缩减85%，但朝鲜与俄罗斯的核边缘政策令人警觉。
第三类威胁是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特别是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这些技术虽然为人类带来巨大承诺，但也潜藏着严重风险：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就业市场急剧变革，引发彻底的社会动荡；生物技术可能催生新型数字独裁与极权政权，其控制程度可能远超历史上任何政权。赫拉利强调，应对这三类威胁的关键在于全球合作，但当前世界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全球体系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而批评现行全球秩序的力量虽然众多，却未能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他批评某些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领导人将世界想象为"友好堡垒的网络"，但堡垒之间往往并不友好，缺乏真正的全球机制就无法解决贸易争端、领土冲突，更无法应对气候变化与技术颠覆等全球性挑战。
四、技术颠覆与全球治理的困境
两位学者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技术颠覆带来的哲学与治理挑战。平克指出，当前世界主要运行在17、18世纪的哲学观念之上，这些观念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人性理解基础上。尽管我们在理解人性、大脑与遗传学方面取得了惊人进步，但这些科学发现几乎未改变我们的伦理与哲学观念。他怀疑我们正面临"哲学破产"，因为气候变化与核战争等威胁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容易"的问题——我们只需阻止它们即可，尽管在具体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原则上无人反对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人工智能与生物工程带来的挑战则完全不同：对于这些技术，人类缺乏共同的目标，一些人的梦想正是另一些人的噩梦。诸如自由意志、人性本身改变等议题，我们甚至缺乏讨论的哲学基础。
赫拉利认同这一诊断。他澄清自己撰写《今日启蒙》（Enlightenment Now）并非要回归启蒙运动的教条，因为启蒙哲学家自身也会拒绝这种态度。他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理想——理性与同情（或客观性）——是永恒的，无法被放弃。只要我们在进行对话，就必然使用理性，也就必然承诺某种程度的同情与利益对称。然而，这些18世纪的思想家并不了解进化、熵与信息论等概念，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发展这些理想。赫拉利特别指出，18世纪思想家拥有"无知的奢侈"：当时没有人能够真正深入了解个体内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个人自主与自由意志的观念。但现在我们正接近一个临界点：外部系统（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可能比我们自身更了解我们，这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处境，可能导致以往的政治与伦理理想彻底过时。
五、人工智能、监控与人类自主性
两位学者随后就人工智能与监控技术的现实进展展开了辩论。平克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基因工程的发展速度持更为怀疑的态度，这使他相对乐观。从基因工程角度看，行为遗传学的"第四定律"表明，所有可遗传的人类特质都是数千个基因微小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所谓的"10点智商基因"或"长寿基因"。试图通过修改少数几个基因来改良人类，不仅技术上极其复杂，而且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副作用（例如提高大脑效率可能同时增加患癌风险）。加之社会对转基因作物的抵触情绪，平克认为基因改良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不会成为现实。
然而，赫拉利指出，人工智能与大规模监控系统的发展速度远超基因工程。他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例，说明即使AI尚未达到完美操控人类行为的水平，也只需达到比人类决策更优的水平即可产生颠覆性影响。他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当外部系统比个体更了解其自身时，系统就能预测其行为并操控其情绪。这种监控不仅可能被21世纪的斯大林式政权利用，也可能渗透到日常生活——例如招聘过程中，算法可能基于个人从幼儿园到海滩聚会的所有数据做出决定，使整个人生变成一场漫长的求职面试。
平克承认监控技术的威胁，但提醒不应忽视民主社会的抵抗机制。他指出，奥威尔在《1984》中设想的电幕（telescreen）技术早已存在，但民主国家并未大规模部署，这得益于公众的抵抗。然而，当前威胁主要来自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私人企业而非政府收集大量数据。关于AI操控人类行为的能力，平克认为我们不必过度恐慌：人类大脑极其复杂，具有高度的非线性、混沌与不可预测性，当前AI在低概率组合事件上的表现仍然很差（如自动驾驶汽车至今未普及）。研究表明，假新闻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极其有限。但平克也承认，竞争的标准不是AI是否完美，而是是否比人类做得更好——而人类本身就经常做出愚蠢的决定。
六、西方知识界的现状与挑战
讨论最后转向西方知识界的现状。平克指出，当前大学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收窄现象，校园正日益成为左翼思想的单一文化（monoculture），马克思主义教授的数量远超保守派，且存在多起压制公开辩论的事件。但他同时提醒，不应将美国的文化战争推广至全球，在匈牙利、俄罗斯等地，知识压制的方向恰恰相反—— entire departments 被关闭。他认为，科学家与学者将越来越被迫进入政治领域，因为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科学理解。从实验室到市场、再到议会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短，科学家有责任教育公众与政治体系。
赫拉利补充说，这种政治化趋势正蔓延至更多学科。他举例指出，计算机科学家正在以远超其他群体的方式改变世界，却往往缺乏必要的伦理与政治背景知识。他建议工程师与创业者在开发新技术时，应思考"你最害怕的政客会如何利用你的发明"。
三、对创造者的警示与反思
建议定期设想各种情景：你最恐惧的政客会如何利用你的发明，并借此反思自己正在创造与发明的事物。
四、结语
感谢各位的参与，认为本次对话时机恰当，内容极为丰富且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