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ctions on the Pandemic & the Future -- Yuval Noah Harari &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讲座整理稿
一、开场环节：活动介绍与嘉宾介绍
主持人Harry Sugiyama首先向现场及线上观众致意，介绍本次活动由东京都立大学主办、东京都协办，属于全球讲座系列（Global Lecture Series），主题为“后新冠时代的未来与展望”。本次对话共分三个环节，第一环节邀请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教授对谈，第二、三环节将邀请东京都立大学的教师、学者与学生代表参与后续讨论。 随后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两位核心嘉宾：赫拉利教授无需过多赘述，其著作《人类简史：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全球销量已突破2100万册，此外还有《未来简史》（*Homo Deus*）、《21世纪21课》（*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等畅销作品。小池百合子知事目前治理着拥有1400万人口的东京都，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始终站在抗疫一线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还主导了史上首次延期举办、空场运行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这场奥运会凭借超1万小时的转播内容、约280亿次视频播放量、覆盖全球超30亿观众的传播影响力，成为载入史册的成功盛会。 最后主持人做自我介绍：其本人任职于日本电视及广播行业，父亲是1964年首届东京奥运会的文字记者，自己从事广播电视工作，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嘉宾参与本次对话。
二、公开对谈：后疫情时代的核心议题
（一）全球抗疫的得与失
主持人首先向小池百合子知事提问，询问她对后疫情时代未来发展的看法，以及与赫拉利教授对话的期待。 小池百合子表示：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没有人会想到东京这座1400万人口的城市，所有市民都会佩戴口罩出行、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肢体接触；此前在日本推进缓慢的远程办公也因疫情快速普及，曾经是东京繁忙都市象征的拥挤电车如今大幅减少。未来一定会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不应是简单的变化，而应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她指出，去年夏季举办的东京2020年奥运是史上首次延期1年、无观众举办的奥运会，虽然实际举办时间为2021年，但赛事名称始终未更改；在各方通力合作下，赛事最终取得圆满成功，产出了超1万小时的转播内容，总播放量达280亿次，全球观众超30亿人。她表示将以奥运遗产为基础，推动东京向可持续城市迈进，在当下的动荡与变革中主动把握未来，也希望与这位从人类历史中洞见未来的世界知名学者的对话，能够为东京的未来发展提供启示。 随后主持人向赫拉利教授提问，询问他对本次对话的期待，以及对后疫情世界的前景预判。 赫拉利首先表示：未来是无法被准确预见的，因为未来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采取的行动，并不存在单一确定的未来。他回顾了过去两年全球抗疫的历程，认为这是人类科学层面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是政治层面的巨大失败：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在面对瘟疫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等大型瘟疫暴发时，人类完全束手无策，既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也只能听天由命；而新冠疫情暴发后，人类仅用2周就识别出了病毒，几个月内就掌握了延缓传播的方法，1年内就研发出了有效疫苗，这是惊人的科学成就。但在政治层面，尽管许多城市和国家层面的抗疫举措取得了成功，全球层面的应对却是彻底的失败：疫情初期本有机会在扩散前控制住局面，但全球没有形成统一的行动计划，后期也没有形成兼顾医疗需求与经济运行的全球协作方案。以他的祖国以色列为例，当时政府只专注于为本国 population 接种疫苗，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允许病毒在发展中国家等其他地区持续传播，就会不断产生新突变、新变种，即便本国完成接种也难以独善其身。他呼吁全球需要形成统一的响应机制，而本次疫情中我们没有获得真正需要的全球协作，希望人类能够吸取教训，在未来面对新瘟疫、气候变化、颠覆性技术等各类危机时，能够实现更好的全球合作——这本质上是政治家的责任：科学家为我们提供工具，但决策必须由政治家做出，科学家并非民众选举产生，也不代表民众利益，这是政治家的本职工作，他希望未来政治家们能够更好地开展合作。 赫拉利还提到了技术领域的意外惊喜：过去两年最大的“未发生的事”是互联网没有崩溃，人类一夜之间将大量活动转移到线上，而互联网原本并未做好应对如此高流量的准备，最终却扛住了压力，这是非常惊人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风险是，科技公司、技术本身已经对我们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这是引发深层焦虑的根源：这些权力最终会被如何使用？
（二）数字时代的机遇与风险
主持人随后将话题转向技术领域，提到赫拉利在《21世纪21课》中曾探讨人类应如何与技术（包括AI、大数据等技术带来的利弊）共存，首先请小池百合子知事分享对数字化、技术发展的看法，尤其是东京的相关实践。 小池百合子回应称：疫情加速了全球数字化的发展趋势，5G、人工智能、大数据是提升城市活力、便利民众生活的重要工具，快速落地这些创新对东京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东京都政府也在积极引入相关技术，例如开展自动驾驶巴士、出租车的试点项目，地震发生时分析人流大数据用于应急调度，这些技术应用也将用于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即东京都提出的“服务质量（QoS）”提升计划。在推进技术应用的过程中，也不能忘记人才培养的视角，除了培养专业技术技能，更要培养懂得正确使用这些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如果这些创新成果只让少数人受益，社会就无法实现发展，这一点在赫拉利教授的著作中也有相关论述。她相信，只有让所有人都能从技术发展中获益，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与发展。 随后主持人请赫拉利教授回应，小池刚才提到培养能够正确使用技术的广泛人才的重要性，赫拉利认为这有多重要，人类又该如何拥抱快速发展的技术？ 赫拉利完全同意小池的看法，他认为尽可能广泛地分享新技术的知识与权力至关重要，否则人类将面临两大严峻危险：数字独裁的兴起与数据殖民主义的出现。 他解释道，数字独裁是指：人类历史上首次有可能实现对所有人群的持续监控，且对个体的了解程度超过个体自身。历史上所有独裁者都梦想过实现这种监控，但受限于技术工具始终无法实现，例如苏联的克格勃即便在极权体制下，也不可能24小时监控每一位苏联公民，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如今技术已经让这种全面监控体制成为可能，如果放任这种情况发生，最终将出现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极权制度，其控制力度将远超苏联或纳粹德国。 另一大危险是数据殖民主义，这是一种新型殖民主义：全世界的数据都被少数几个在AI、数据收集与分析产业领先的国家收割，这将导致一种全新的殖民格局。他举例设想：20年后，如果有美国、中国等国家的个人拥有全世界每一位政治家、记者、法官、军官的全部个人数据，甚至包括完整的医疗记录、每一段私人经历、讲过的每一个笑话，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再是独立主权国家，而是变成了数据殖民地——20世纪之前控制一个国家需要派遣士兵、开进坦克，而21世纪控制一个国家，只需要获取其数据就足够了。 他呼吁要避免这种巨大的权力失衡，不仅要在国家层面，更要在国际层面避免少数国家掌控全球数据流动与AI等强大技术的局面。
（三）瘟疫反思与人类社会的韧性
主持人随后将话题转向后疫情时代的环境议题，提到赫拉利曾将气候变化列为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强调全球合作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询问小池百合子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小池百合子首先回应称，赫拉利提到的数字独裁与数据殖民主义非常令人担忧，她也在思考应如何应对这类问题。而气候变化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挑战，事实上她曾担任日本环境大臣，任职期间就曾启动气候安全相关研究：汤加火山喷发、北极冰川融化等事件已经证明，气候变化已经是安全问题。她介绍，近期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热浪、暴雨等灾害在全球多地出现，人类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而城市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东京拥有1400万人口，能耗巨大，在保护地球环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东京都政府的目标是2050年实现零排放，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0年基础上削减50%，这一目标已经迫在眉睫。目前东京的碳排放中，办公楼、住宅等建筑的排放占比约70%，东京都正在研究强化升级现行条例与制度，包括全球首个推出的东京都碳交易体系，该体系运行效果良好；同时还在研究强制要求所有新建住宅安装太阳能系统的方案，并加速推进以绿色债券为核心的绿色金融等举措。她强调，气候危机是全球性挑战，仅靠东京无法解决，需要各方采取有力行动、开展协作；如果各国只受国家利益束缚，城市的角色将更加重要。作为C40城市气候领导集团（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的成员，东京正在呼吁全球加速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其口号为“行动时刻”；去年10月东京还举办了“行动时刻”气候行动论坛，邀请全球主要城市及各界领袖参与，向世界介绍了包括可持续建筑、氢能技术应用在内的城市与私营企业先驱举措，东京将在脱碳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与全球其他城市、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这正是东京目前正在推进的工作。 随后主持人请赫拉利教授回应，请他重申全球合作对保护环境、保护人类自身的重要性。 赫拉利首先从公共卫生的底层逻辑切入，指出瘟疫从来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提醒人类是动物，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绝大多数传染病都源于人类自身的行为：人类历史上多数传染病都来自农业革命后驯化的家禽家畜，狩猎采集社会规模小、流动性强，即便出现感染也不会扩散为瘟疫；直到人类开始驯化动物、建立拥挤的城市，缺乏卫生条件，才为病菌提供了温床，这一逻辑至今仍然成立。 他进一步强调了人类社会的韧性：中世纪的黑死病是远比新冠疫情严重的灾难，亚欧北非地区第一波疫情就造成了25%-50%的人口死亡，但社会并没有完全崩溃，修道院、教会、王国、城市都继续运转，这不是因为有什么中央指挥部统一调度，而是基层的个体、小社区自主决策、努力应对，最终克服了困难。现代公共卫生史上也有类似案例：新冠疫情前最近的大型瘟疫是艾滋病，1980年代艾滋病暴发时，各国政府最初漠不关心，认为这只是同性恋群体、少数群体的疾病，放任这些群体自生自灭；但被抛弃的群体没有崩溃，反而自发建立了基层组织，照顾病患、施压政府投入医学研究，最终LGBT群体反而在艾滋病疫情后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大。他强调，如果等待上层采取行动却得不到回应，个体和社区依然可以采取行动，不仅能应对当下的公共卫生危机，还能带来长期的额外收益。 随后他进入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指出阻止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成本仅需全球年度GDP的2%，这是极好的消息：虽然这笔资金规模庞大，但这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政治项目，政治家实际上非常擅长将2%的资源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目前全球每年在军事、军队、武器上的花费就超过全球GDP的2%，还有大量资源被浪费在化石燃料补贴上，这些资源完全可以被重新分配。核心信息是，阻止气候变化是一个可行的政治项目，并非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需要摧毁现代文明、回到洞穴生活、完全放弃现代经济，只要把优先级调整正确，将投资转移到正确的领域，仅需2%的适度投入，就足以阻止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发生。
（四）对青年的寄语
主持人表示由于时间有限，后续将与东京都立大学的师生继续和赫拉利教授展开讨论，随后请小池百合子知事对即将塑造未来东京的青年学生说几句寄语。 小池百合子表示：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危机，将东京建成所有人都能永远安心幸福生活的城市，是他们对未来的责任。任何时代都是人创造未来，在座的学生们将是未来东京的主力军。东京的社会经济都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各位未来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是回到疫情前的生活，而要利用疫情中获得的经验成长到更高的高度。她还建议学生们多学习历史，引用名言称：“傻瓜从经验中学习，智者从历史学习。”她希望学生们能够实现可持续复苏，也希望大家能够始终保持积极心态，主动迎接各类挑战，继续努力。最后她向赫拉利教授致谢，表示自己需要返回会场参加抗击新冠的会议。 赫拉利回应称非常荣幸与小池知事交流，希望很快能在耶路撒冷或东京再次见面。主持人随后感谢小池知事的分享，祝她会议顺利，继续推进抗疫工作，也感谢赫拉利教授的参与，后续将与东大教师团队继续展开讨论。
三、师生对话：全球卫生治理的困境与个体行动
随后主持人邀请东京都立大学的高马亮（Takuma Ka）老师参与对话，高马亮是该校国际关系专业的教师，同时从事全球卫生治理研究，重点关注其与国际环境变化的互动。 高马亮首先表示自己是赫拉利教授的忠实读者，得知本次活动后非常兴奋，非常感谢赫拉利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对话。他结合自己的研究背景，提出了关于全球抗疫的问题：他研究了国际卫生合作的历史，认为全球响应不足是本次新冠疫情应对最显著的特点——人类历史上即便在政治紧张的时期，也曾合作应对过霍乱、伤寒、埃博拉等公共卫生危机：例如20世纪初欧洲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合作建立了国际卫生条例，美国和苏联也曾合作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共同推动消灭天花。但本次新冠疫情的应对缺乏国际团结，并非完全没有国际合作，而是现有合作不足以有效应对病毒：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疫苗获取差距，南非主动公开了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却只换来了国际社会的严格旅行禁令，这类案例结合起来会打击各国分享信息的积极性，最终阻碍国际合作的推进。 他分析缺乏国际合作的原因有很多：与SARS、MERS等近期暴发的疫情不同，新冠疫情是全球同步暴发，每个国家都忙于应对国内疫情，无暇参与国际合作；此外缺乏全球领导力、中美对抗等国际政治因素也进一步加剧了合作的缺失。他提出的问题是：在这种困难的国际环境下，我们该如何终结疫情、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本次疫情最大的教训是，没有国际合作，终结疫情的时间会更长——事实上新冠疫情是200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疫情，而中美对抗、民粹主义兴起等不利于合作的因素还会持续影响国际社会，因此他对国际社会的未来感到悲观。这种合作不足也体现在气候变化、核管控等其他全球议题的应对中，希望赫拉利教授能够分享相关看法。 赫拉利回应称完全同意高马亮的分析，过去两年全球领导力与全球合作的缺失也让他非常失望，疫情初期的情形就像在看慢动作的灾难：病毒开始在全球传播，而初期本有机会通过果断行动阻止扩散，但当时“房间里没有大人”，所有人都袖手旁观，没有人站出来领导，提出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帮助最需要的国家，在病毒扩散、出现突变和变种之前控制住局面，全球领导力的缺失是客观事实。 他指出，最令人失望的是，病毒是比气候变化等其他全球问题更明显、更迫在眉睫的威胁，本来应该相对容易团结人类共同应对，但最终却没有做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需要政治家履行自身职责：科学家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理解了病毒的特性，研发了治疗方法和疫苗，但如何实施这些工具、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是政治家的本职工作，而他们并没有做好。理想情况下，新冠疫情的应对应该推动建立覆盖全人类的全球基础医疗系统：民粹主义领袖如今热衷于在国家之间建墙，但我们需要建的墙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人类与病毒之间——如果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病毒突破这道防线，感染了南非、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让全人类陷入危险。因此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路是，我们需要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提供基础医疗保障，因为所有人的安全都会因此受益。其次，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全球早期预警系统，更快、更开放地共享数据：人类历史上首次拥有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现在如果在中國、南非或者某个偏远小镇发现新病毒，几秒钟就能通知全世界，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做到。 赫拉利总结称，当前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拥有的力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我们缺乏使用这种力量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动力，这是巨大的落差。 最后他补充了面向普通个体的行动建议：个体要在国家、国际层面推动改变，最好的方式是加入组织、开展合作，单个个体的力量非常有限，但50个人加入一个组织后，力量会呈指数级增长，50个协作的个体比500个各自为政的孤立个体力量大得多，合作是人类的超能力。如果你有在意的事业，无论是医疗、气候变化还是其他议题，最好的行动建议就是加入相关组织，如果没有符合你诉求的组织，就自己创建一个，与他人协作。此外还要避免二元对立的思维，不要认为必须在民族主义/国家忠诚与全球主义/全球合作之间二选一：现实是复杂的，人类拥有多种忠诚，这两者往往可以互相促进、互补，不需要为了全球合作放弃民族主义，只需要正确理解民族主义——如果认为民族主义是憎恨外国人，那确实无法基于民族主义开展合作，但民族主义的本质不是憎恨外国人，而是爱护自己的同胞、照顾好身边的人。在疫情等危机时期，最好的方式……
（注：转录稿中段存在大量重复的无效音频内容，属于转录故障，已做删除处理。）
二、民族主义与全球合作并不矛盾
要照顾好本国人民，本质上就需要和各国人民开展合作。因此，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应当支持全球合作。以以色列为例，我本人已接种三次辉瑞（Pfizer）疫苗，这款疫苗并非由以色列科学家研发，也不是以色列企业生产的，而是由一家由土耳其移民在德国创立的公司研发，由美国跨国药企辉瑞负责生产。如果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主张“我们不要这种土耳其-德国疫苗，要等以色列自主研发的疫苗”，是非常荒谬的。 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如果我们能跳出这种过度简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不止是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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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存在“纯粹”的本土文化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同学提问。大塚同学，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大塚（研究宗教改革方向）**：我目前正在研究宗教改革，听了诸位教授的分享后，我深刻意识到认识到我们自身内在的多元性，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尤瓦尔·赫拉利**：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外国人和外来思想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哪怕我们生活在几乎没有什么移民的国家，我们的生命也很可能多次被外国人拯救：我们使用的救命药物是地球另一端的人发明的，穿的衣服、吃的食物是其他国家的人生产的。甚至我们以为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仔细追溯就会发现来自外来：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这类宗教传统，还是时尚、文字、体育（棒球、足球都是他人发明后被我们接纳的），如果真的想要清除所有外来影响，很快就会发现几乎会失去全部生活：我们热爱的事物、饮食、最核心的思想，大多都来自外来。 我建议所有人都可以做一份清单，列出定义自己、让生活有价值的事物，追溯它们的来源，你会发现远超预期的部分来自外来，当然也会有一部分来自本土，但数量会远低于你的想象。 我自己就经常做这样的反思：我珍视的几乎所有事物都来自他人。比如我爱吃的番茄并非原产于以色列或中东，而是由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驯化；我每天两小时的冥想并非犹太教传统，而是源自东南亚的佛教冥想；我童年喜爱的足球并非犹太人发明，而是起源于英国。甚至被视为犹太教核心的很多理念与传统，实际上来自埃及、巴比伦；人们书写《圣经》所用的字母并非希伯来字母，而是亚述帝国的文字，由犹太人生活在亚述帝国时期时接纳。只要你仔细审视几乎所有事物，都会发现它们在某个节点上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直接来自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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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治理需要集体领导力与合格的政治家
赫拉利：全球性问题始终需要领导力。美国曾作为全球领导者担当了这一角色数代，但近些年已经基本放弃了这一职责，新冠疫情就充分暴露了全球领导力的缺失。我们不能总期待美国重新承担这一角色——如果人类每四年都要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这本身就是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理想情况下，需要其他国家填补这一权力真空，最好建立更包容的集体领导机制，更能代表多元利益与观点。 很多人习惯把问题归咎于美国：“这件事你做错了，那件事你没做”，指责他人当然容易，难的是自己站出来，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提供全球领导力，无论是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还是监管人工智能这类全球性问题，都需要这样的合作。 我是一名学者、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两者的差异非常巨大。很多人喜欢嘲讽、指责政客，但政客里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份工作非常艰难，需要极强的责任感，没有人能替代。有些人失望于政客的表现，转而期待科学家、名人、影星、摇滚明星来领导世界，但这行不通。作为科学家，我可以明确说科学家无法承担这一职责：成为政治家需要非常特殊的能力，核心是能够妥协、达成交易、组建广泛的联盟，这些能力我和摇滚明星都不具备。 **主持人**：有没有人建议过您从政呢？ **赫拉利**：很多人这么建议，但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我如果当政客会非常糟糕，这不是虚伪的谦虚，作为历史学家我清楚成为优秀政客需要什么，自己并不具备这些能力。 政治的核心能力是组建广泛联盟、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激励不同群体，这和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工作完全不同：在政治中，真相并不总是你的朋友，如果你到处不顾场合说实话，会惹恼很多人，联盟很快会瓦解，需要在坚持原则和灵活妥协之间找到平衡。当然，走极端也不好：有些政客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撒谎，这非常糟糕；但另一个极端是不管对方感受、完全直来直去地说实话，也无法成事。 我呼吁年轻人不要因为觉得“所有政客都很糟糕”就逃避从政，如果所有优秀的人都远离政治，最终只会剩下糟糕的政客。从政是一份艰难、有时吃力不讨好、充满诱惑需要抵抗的工作，但历史上也有很多优秀的政客做出了巨大贡献，希望新一代中有能力和意愿的年轻人不要害怕，不要回避投身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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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来走向取决于人类选择，青年当以认识自我为先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您之前在一些采访中提到，如果应对得当，奥密克戎变异株甚至新冠疫情可能成为最后一波大流行。我们真诚希望如此，想请问您如何看待疫情结束后10年、20年的世界？ **赫拉利**：未来没有注定的单一走向，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如果我们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危机时，只会互相指责、分裂对立、趁乱谋取私利、散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10年后的世界会非常糟糕；如果我们以慷慨、合作、信任科学（哪怕科学给出的结论并不让人愉快）的方式应对，人类拥有巨大的资源，只要调整优先级，发展智慧与同理心，而非贪婪与仇恨，10到20年内就能创造出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 改变从来不是只有政治家能完成。个体独自行动很难带来改变，但只要几个人联合起来，就是人类最强大的“超能力”：哪怕只有50人、100人的小型组织，能带来的改变也远超数千个单打独斗的个体，因为成员可以互补能力、互相支持。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技术、不是工具，而是人类有效组织的能力，解决了组织的问题，其他问题都会变得容易很多。 对于当下的青年，我有几点建议：首先要更好地认识自我。如今各类人工智能、大数据系统不断收集我们的数据，各国政府、企业都在试图更了解我们，甚至为了操控和控制我们。如果我们想掌控自己的人生、保持自主性，就需要比他们更了解自己，因为操控者会利用我们的弱点下手：比如如果我们本身对外来者有恐惧，就很容易被假新闻、阴谋论操控。了解自我是抵御操控的最好方式。 同时，人类心智仍是宇宙中最大的谜团，我们对它的了解非常有限，不需要急着通过技术“升级”人类（比如多长几只手、扩大脑容量），先挖掘现有心智的潜力，就足以应对未来几十年的巨大变化：这就像我们总想着去超市买新东西，却忘了先看看冰箱里已经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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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访谈收尾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交流。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线下见面，再次感谢您。 **赫拉利**：我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交流非常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