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未来：尤瓦尔·赫拉利与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话录》（2018年3月27日）
（本段为对话前半部分）
一、开场介绍与全球议程的核心挑战
本次对话的嘉宾尤瓦尔·赫拉利是畅销书作家与知名思想家，其著作聚焦人类文明史与未来发展走向；托马斯·弗里德曼同样是畅销书作家、资深专栏作家，数十年来一直是全球读者的时代向导。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上台。（现场掌声）
主持人首先向尤瓦尔·赫拉利提问，请他谈谈当前全球议程的核心议题。尤瓦尔指出，全球议程的存在本身在当下并非不言自明——尽管民族主义、部落主义、文明冲突论等思潮不断抬头，但深层次来看，当今全人类本质上属于同一个文明共同体。冲突是所有群体都存在的常态，人们与家人产生矛盾的概率远高于与陌生人，因此世界充满冲突并不等同于人类不是一个共同体。事实上，当前几乎所有国家、几乎所有人群对现实的基本逻辑、政治运行规则、经济基本原理、自然规律的理解都是共通的：尽管各方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建造医院、发展经济、研发核武器等具体实践上，遵循的是相同的基本逻辑。正因如此，全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只能通过全球协作解决的共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三项是核战争、气候变化与技术颠覆。前两项已为公众所熟知，而第三项技术颠覆最为神秘：多数人并不清楚即将到来的变革是什么，甚至多数专家也无法准确预判人工智能（AI）、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将带来哪些威胁与风险。
其中两个最值得警惕的场景是：一是21世纪的自动化革命可能像19世纪工业革命催生城市工人阶级一样，催生一个“全球无用阶级”，未来数十年的政治、社会历史可能都将围绕这个新阶级的诉求、希望与恐惧展开；二是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可能很快达到临界点，催生出比人类更了解自身的算法——一旦外部算法对个体的认知超过个体对自身的认知，过去一百年来的自由民主制将难以为继，要么彻底变革以适应新环境，要么直接走向崩溃。自由民主制的阿喀琉斯之踵恰恰是它的核心——对人的自主感受的信任，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比个体自身或母亲更了解个体的感受，但如果算法不仅能更精准地捕捉你的情绪，还能精准操控你的喜怒哀乐，而你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被操控，自由民主制就会沦为一场情绪木偶戏。“听从你的内心”“追随你的内心”这类口号将失去意义，因为你的内心可能早已成为为他人服务的“双面间谍”。这种威胁在当下的选举、公投中已经初现端倪。因此，当前全球议程最核心的三项任务，是防范核战争、应对气候变化、在技术掌控人类之前先学会掌控技术。
二、三重加速时代的政治、经济与职场变革
主持人随后提问，面对眼前的日常事务与长期挑战，应当如何同时兼顾。尤瓦尔·赫拉利首先指出，人类历史上始终擅长应对短期问题，但极难预见长期后果，而当前时代的一个核心变化是“时间正在加速”：数千年前的农业革命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显现影响，当时决策的后果可能要等数百年后才会落到后代身上；但如今“长期”不再是200年、2000年，而是20年——我们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境地：没有人知道二三十年后世界的基本样貌，不仅不知道届时哪些国家会成为超级大国、形成哪些地缘联盟，更不知道就业市场会是什么形态、人们需要掌握哪些技能、家庭结构会如何变化、性别关系会如何演变。正因如此，我们第一次不知道学校应该教授什么内容。
当前全球多数政治力量不是面向未来构建愿景，而是向后看，用怀旧幻想替代未来规划：特朗普想回到1950年代，普京想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沙俄帝国，ISIS想回到7世纪的阿拉伯，而尤瓦尔所在的以色列甚至想回到2500年前的圣经时代，堪称“向后看最长远”的群体。但历史已经证明，过去并非理想时代，也永远无法真正回去。当前政治体系面临的核心危机，是已经丧失构建面向未来的有意义愿景的能力，放眼全球，可能只有中国还在认真思考几十年以上的长期规划，至于这些愿景本身是否合理，是另一个问题。
托马斯·弗里德曼随后接过话题，首先回应了尤瓦尔提到的短期注意力被占据的问题，他将特朗普称为“食脑疾病”：作为专栏作家，他每天都要面对特朗普的离谱言行，不报道就是纵容，报道就会被对方偷走一整天的注意力，一周几次、一年下来，所有内容都会围着这个“蠢货”转，被他吸走全部脑力。随后他介绍了自己的著作《感谢你迟到》（*Thank You For Being Late*）的由来：多年前他在华盛顿吃早餐时，经常遇到客人迟到15-20分钟，道歉理由总是天气、交通、地铁、没完成作业之类，三年前半一位名叫彼得·科塞尔的能源企业家迟到15分钟，说出同样的道歉理由时，他 spontaneously 对对方说“其实谢谢你的迟到”——因为对方迟到的15分钟里，他偷听了旁边人有趣的对话，观察了大厅里的各色人等，还串起了自己纠结了一个月的两个想法，因此对方反而帮了他大忙。后来他发现，“感谢迟到”本质上是给人们许可去暂停、去慢下来，正如他的老师多夫·塞德曼所说：按下电脑的暂停键，电脑会停止；按下人的暂停键，人才会开始反思、重新思考、重新想象，而这是当下最需要的能力。
弗里德曼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三大核心力量同时爆发的“三重非线性加速”中，三者都呈现曲棍球棒式的爆发增长，共同重塑了政治、地缘政治、伦理、社区、职场五个领域。这三大力量分别是“市场”“自然”与摩尔定律（Moore's Law）：自然维度对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其增长曲线呈巨型曲棍球棒形态；市场维度是数字全球化，而非过去集装箱海运、空运代表的传统全球化，当前传统全球化实际上正在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事物都被数字化、全球化的新形态，无论是每月数据消耗量还是手机普及率，增长曲线都呈曲棍球棒形态；摩尔定律由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1965年提出，原本认为芯片性能每24个月翻一番，当前实际周期约为30个月，但该定律已持续生效53年，增长曲线同样是巨型曲棍球棒。三重加速的相互作用，不仅在改变世界，更在重塑世界。
在政治领域，当前全球绝大多数政党都是工业时代的遗留产物，核心叙事围绕“资本vs劳动”“大政府vs小政府”，政治光谱以左右轴划分，这一模型已经不再适用。弗里德曼认为，当代政治需要像应对气候变化一样应对三重“气候变迁”：第一是自然气候的变化，从“以后再说”转向“现在不做就来不及”——他成长于1950-60年代的明尼苏达州，当时人们认为清理湖泊、修复河流、保护森林、拯救猩猩可以“现在做也可以以后做”，但如今“以后”已经正式终结，任何想做的事都必须立刻行动；第二是全球化的“气候”变化，世界从“互联互通”转向“相互依存”，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朋友伤害你的速度比敌人更快：如果希腊、意大利的银行今晚倒闭，现场一半的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两个国家都是北约、欧盟成员，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盟友的衰落比对手的崛起更危险：如果中国今晚在南沙再填6个岛，他并不在意；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今晚掉6%，现场的人可能都要失业。第三是商业与技术的“气候”变化：弗里德曼始终相信“只要技术上能实现的事，就一定会被实现”，唯一的区别是“由你做还是作用于你”，因此所有有条件的企业都必须对几乎所有业务、产品、服务进行数字化、自动化改造，实现分析、优化、预测、定制、社交的全流程升级。
他举例称，他乘坐的英航飞机的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通过传感器与厂商实时连接，厂商可以告诉英航每英里飞行的最佳高度以最大化能源效率；IBM Watson的维修人员可以提前六周预判电梯故障；美国大学理事会与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合作推出免费的SAT、PSAT备考服务，能精准定位学生的薄弱项，不用浪费时间在已经掌握的内容上，去年有300万美国学生通过这一智能算法获得免费备考支持；高通（Qualcomm）公司给旗下6栋办公楼的所有设备安装传感器，将数据上传到云端后，清洁工可以通过iPad实时看到设备故障信息，在用户或工程师发现前就能处理问题，清洁工因此被升级为维修技术员，甚至能负责给外国访客做导览，极大提升了职业尊严；还有3200万开始上大学但未毕业的人，可以通过技能认证平台Opportunity At Work的能力评估直接获得工作机会，无需本科学位，比如他采访过的一位名叫拉什达·刘易斯的非裔女性，在密歇根理工读了3年半计算机科学后因家庭原因辍学，曾开校车、在律所做 Helpdesk 帮律师找回密码，后来被该平台发现，经过能力评估后直接入职万事达（Master Card）成为系统工程师，如今已是高级系统工程师，她最后说“我仍然没有本科学位”。此外，2015年美国增长最快的餐饮连锁是Paint Nite（成人酒吧填色体验连锁），本质是成人版的酒吧填色游戏，没想到大量成年人愿意在酒吧一起按数字填色、饮酒社交；Airbnb推出的“体验”板块允许人们将自己的爱好变现，比如带游客夜间看哈瓦那的三人篮球赛、教做中东法拉费等，不一定是全职工作，但已经是Airbnb网站上增长最快的板块，弗里德曼预测五年内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就业平台。
弗里德曼认为，应对时代变化需要两种核心能力：韧性与推进力，既不能一击就倒，也不能躲在床底下等变化过去。他向自然请教如何同时获得这两种能力，自然给出的策略可以总结为六点：第一是极度适应，在自然中活下来的不是最聪明、最强壮的，而是最能适应的，实现路径是残酷的自然选择；第二是极度创业，看到生态空白就会填入最适配该生态位的物种；第三是极度多元，会尝试20种不同的物种看谁能存活，最多元的生态系统就是最有韧性、最有推进力的生态系统；第四是完全循环可持续，没有任何浪费，所有物质都在食物链中循环；第五是不教条，任何组合都会尝试，没有任何固有执念；第六是承认破产机制，淘汰所有失败者，将其能量回收用于滋养成功者。弗里德曼认为，最接近自然这些策略的社区、国家、政府与企业，将在加速时代中获得最好的发展。他在写作时正逢2016年美国大选，曾想象如果自然参选，她会同时拥有左右两派的政策主张：左派方面，她会支持伯尼·桑德斯，主张全民医保、终身学习完全免税，因为她知道尤瓦尔描述的世界对很多人来说太快了，需要加强社会安全网帮人们重返赛道；右派方面，她会支持《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立场，主张废除所有企业税，改为征收碳税、糖税、子弹税和小额金融交易税，用创业收益支撑福利网。而当前的左右翼政党无法同时做到这两点，因此都在艰难寻找新的政治叙事。
三、技术双刃剑：个体焦虑与创新机遇并存
尤瓦尔·赫拉利随后补充，自然本身也存在问题：她对灭绝毫无排斥，如果人类无法应对挑战走向灭绝，她毫不在意；如果人类分裂，一小部分人进化成更适应新环境的新物种，其余几十亿人像尼安德特人、猛犸象一样消失，她也毫不在意。因此可以向自然学习，但不能完全照搬她的方法，否则会对多数人造成灾难。弗里德曼回应称，正确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然只是化学、生物、物理规律的集合，无法与之讨价还价，用美国棒球的术语来说，自然总是最后一个击球，而且每次都能打出满分，因此绝对不要惹自然，而人类当前正在做的恰恰是惹怒自然。
尤瓦尔·赫拉利接着谈到技术变革带来的个体压力：弗里德曼描述的场景确实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终身反复重塑自我对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非常可怕，15、16岁时探索自我尚且压力巨大，40、50岁时要改变深层的性格结构、职业技能、从头学习新知识，即便听起来令人兴奋，实际操作也极其困难。如果这就是未来的方向，我们将面临比当下严重得多的“压力流行病”。此外，算法会持续监控每个人的能力、问题、自我激励程度，一旦算法判定你无法适应未来，你就真的无法适应。20世纪的歧视通常是针对群体的，基于错误的统计或种族、宗教偏见，比如歧视女性、同性恋、黑人，由于偏见本身不成立，受歧视的群体可以联合起来通过政治行动反抗。但未来几十年，我们将面临针对个人的歧视，而且这种歧视很可能基于对你的准确评估：比如AT&T的算法会追踪你的Facebook动态、DNA数据、从幼儿园到现在的所有记录，非常精准地判断你的特质，比如你在自我激励量表上得分是7.1分，而公司要求8.2分以上，算法判定你即使获得一点帮助也无法达标，而你几乎无法反抗这种歧视：首先，这种歧视不是针对你的群体身份，而是针对你个人；其次，最可怕的是这种判定很可能是真的——你确实缺乏足够的自我激励，那你又能做什么呢？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短板，而未来你几乎无法为自己的短板做任何辩解。
弗里德曼随即补充了技术应用的积极面：比如美国电信巨头AT&T的人力资源改革，33万员工每年年初会收到CEO发布的透明战略演讲，明确公司当年的业务方向与员工需要掌握的技能，11万经理在内置的领英系统中更新自身背景，匹配当年要求的10项核心技能，缺失的技能可以通过与在线教育平台Udacity（Udacity）合作修读纳米学位（短期职业技能认证项目）补足，公司每年为员工提供最高8000美元的学费补贴，甚至支持员工攻读佐治亚理工的在线计算机科学学位（每年学费6000美元）、尤瓦尔·赫拉利的历史课程，唯一要求是员工需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如果员工拒绝学习，公司将提供丰厚的离职补偿，但员工也无法继续留任。每年AT&T会淘汰约3万名不符合要求的员工，同时招聘3万名新员工，晋升1万名优秀员工，其与员工的新社会契约是：可以终身任职，但前提是成为终身学习者，不愿终身学习的人无法再获得终身任职的资格。教育专家希瑟·麦高恩指出，现在家长不应该问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因为孩子长大时这个职业可能已经消失（除非是警察、消防员这类长期存在的职业），而应该问孩子“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否具备敏捷学习的思维模式，是否愿意在离开家庭、没有父母督促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终身学习的动力。这种变革正在撕裂社会：过去的数字鸿沟（比如伦敦有网络而曼彻斯特没有）正在快速消失，未来最核心的鸿沟是“自我激励鸿沟”——谁家的孩子具备足够的自我激励，能够在父母不再督促的情况下依然终身学习，因为如今第一年学的内容可能在第四年就已经过时，指望拿一个四年学位吃30年的想法已经是1950年代的过时观念，这让很多原本只需要按指令做事、就能获得平均收入的人感到极度恐慌。
四、短期应对与长期愿景的平衡难题
主持人最后提问：随着我们对个体的了解越来越深入，能够精准判断每个人的自我激励程度、能力特质，这种认知的提升将如何影响我们共同生活的方式？托马斯·弗里德曼回应称自己是一名多元主义至上者，（转录稿在此处中断）
三、技术对社群与多元主义的长期影响
问：技术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社群生活与多元主义走向？当下我们似乎正变得更加内向，你如何看待多元主义的未来？ 答：这一点很难给出明确判断。诚如你所言，任何技术都兼具正向潜力与风险，这与核战争、气候变化这类纯然负面的挑战不同：核战争显然是全人类的灾难，没有人希望它发生，问题仅在于如何防范；而颠覆性技术的危险之处恰恰在于它拥有巨大的正向价值，因此各方出于合理动因正在加速推动这类技术的研发与落地，我们很难提前预判其最终会对社群关系、人际互动乃至政治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20年前互联网发展的乐观高峰时期，曾流行过许多如今看来极为天真的愿景：人们相信互联网会拉近全球所有人的距离，人们可以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言论自由将得到充分保障，所有独裁者都会倒台，世界会变成一个统一、幸福、和平的共同体。但这些愿景并未实现，如今回看，我们会疑惑：当时的人们是不是忘了人性？是不是没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事实上，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确实少得可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新技术都必然会让情况恶化，只是我们极难预判技术的走向——历史并非决定论。回看20世纪，新技术既可以被用来建立纳粹德国，也可以被用来建立自由民主，结果难分高下，不存在预设的赢家。对人工智能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花一整晚甚至更多时间推演各种可能的场景，其中既有非常乐观的可能，也有非常悲观的可能，还有大量中间状态，我们根本无法预知最终结果。 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人们最需要清醒认知的是：不存在预设的历史叙事。这一点既令人恐惧，也意味着我们正生活在“历史必然性”叙事崩塌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与互联网乐观主义同时流行的“历史终结论”认为，20世纪意识形态大战的赢家已经确定，自由民主制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最终席卷全球，但这一论断如今看来同样极为天真。我们当下正处在极度的幻灭与迷茫中，完全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新技术的风险场景：企业的经营者、工程师、实验室的研究者自然会聚焦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而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的职责，就是思考所有可能走偏的方向。
四、“橄榄树与雷克萨斯”框架下的技术伦理
答：当年弗朗西斯·福山撰写《历史的终结》时，我正在写《凌志车与橄榄树》（*Lexus and the Olive Tree*），这本书的核心框架至今仍是我理解未来的重要视角：我认为塑造未来的核心张力，是所有锚定人类的传统事物——信仰、社群、宗教、部落等“橄榄树”，与技术的互动关系。我们如何对待这些传统情感、如何治理、如何动员它们，可以导向善，也可以导向恶。 顺着这个话题，刚好可以讨论你一直在写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你在《未来简史》（*Homo Deus*）中重点探讨的内容。我此前也写过相关章节，标题是《上帝在赛博空间吗？》，这是我整个图书巡讲过程中收到过的最好问题。1990年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推销《凌志车与橄榄树》时，一位站在阳台上的年轻人站起来问我：“弗里德曼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上帝在赛博空间吗？”我当时哑口无言，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回家后我打电话给在耶路撒冷哈特曼学院认识的拉比老师，他现在住在阿姆斯特丹，娶了一位荷兰牧师，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问他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他说我们的信仰传统里其实有两个关于全能者的概念：圣经意义上的全能者是惩恶扬善的全能存在，如果按这个定义，上帝肯定不在赛博空间里——那里充满色情、赌博、欺骗、推特上的相互抹黑，还有如今泛滥的假新闻。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后圣经意义上的上帝概念：上帝是通过人的行为显现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让上帝存在于赛博空间，就要靠我们在其中的行为去实现。我非常喜欢这个回答，把它放进了2000年《凌志车与橄榄树》的平装版里，但当时没有任何人在意，这个回答在书里放了16年。 后来我写新书时，又自发想起这个故事，原因有两个：一是过去几年里，发达国家的人已经有51%的时间生活在赛博空间。我的赛博空间定义是“所有人互联、无人掌权的领域”，那里没有法庭、没有警察、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请阻止普京黑我选举”的客服热线，但我们的生活已经大半在那里进行，本质上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空间”；二是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加速变革，人类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道德十字路口：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国家就能毁灭全人类的时代，幸运的是那个国家是美国；但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个体就能毁灭全人类的时代，同时技术也赋予了全人类修复所有问题的能力——我们从未站在这样一个路口：一个人可以杀死所有人，而所有人合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意味着我们作为物种从未如此“神性”，同时我们的生活又大半在“没有上帝的空间”里进行，因此每个人的思想、感受、信念都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践行可持续的价值观，至少要遵守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信仰和文化都有自己的版本，因为如今人们可以更远、更快、更深、更便宜地对他人施加影响：普京可以干预我们的选举，我们也可以对他人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 两年前我在奥林工程学院做毕业演讲时，就对台下的家长说过类似的话，我知道他们当时在想什么：你们花了20万美元送孩子读工程学位，结果请来的毕业演讲者是个鼓吹黄金律的傻瓜，这太天真了吧？但我认为在这个加速时代，“天真就是新的现实主义”：认为在这个高度互联、人和机器都被极大赋权的世界里，不遵守黄金律也能安然无恙，才是真正的天真。
五、因果认知：比道德共识更紧迫的时代课题
答：我认为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可能不是道德，而是因果认知。当今世界并不缺乏价值观，但要做出正确的行动，仅有好的价值观远远不够，你还需要理解世界上复杂的因果链条。 比如“不偷盗”是几乎所有文明都认同的基本道德准则，但如今偷盗已经变得极为复杂，我们可能无时无刻不在偷盗，却毫无察觉。“不偷盗”的诫命形成于偷盗就是闯入别人家抢金币、山羊的时代，很容易理解自己的行为和后果；但今天呢？比如你有一份养老金，其中1万美元投给了某大型石油或化工企业，每年有4%到5%的收益，是很不错的投资。但这家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往河里倾倒有毒废料，污染整个区域的水资源，危害当地居民和野生动物的健康，而企业有钱雇一群律师应对所有诉讼，还有一小批说客在首都阻挠更严格的环保法规。那你是不是犯了“偷一条河”的罪？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投了这家企业，就算知道，也不知道企业具体怎么赚钱，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搞清楚你的钱在做什么，而在这期间你可能已经犯了无数自己根本不知道的罪。 问题在于，我们的道德感、正义感和其他感官一样，演化于古代非洲稀树草原的时代，那时候你的“养老金”就是你的孩子，你知道它在做什么，可能在泥里玩，很容易追踪。所以当今的问题不是无法就基本道德达成共识，而是无法理解世界上极为复杂的因果链条。我担心智人可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创造了如此复杂的世界，已经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比如我作为中世纪研究者看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觉得它们几乎一模一样，我不明白两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两党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差异并不大，核心差异是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不同。就像我之前对工程师演讲时说的，工程师们都同意要遵守黄金律，但设计桥梁、软件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又怎么能做出道德的行动？
六、新闻自由：破解因果黑箱的核心力量
答：这正是我们需要新闻自由的原因。新闻自由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揭露这些复杂的因果链条：现在一个人可以拍下工厂排污的照片，半小时内就能传遍全球，和搞笑猫视频竞争流量，但如果他把照片发给《纽约时报》曝光某家企业的排污行为，这家企业会立刻停止排污，绝对不会和猫视频竞争流量。 我作为记者的职责，就是做“从英语到英语的翻译”：把复杂的问题拆解清楚，先自己理解，再解释给其他人。我的信条来自居里夫人的一句话：“现在是时候理解更多，才能恐惧更少。”在加速时代，优质新闻从未如此重要：理解更多，人们才能恐惧更少。但现在美国有一位靠贩卖恐惧为生的总统，还有福克斯电视助长这种风气，致力于把人们变蠢，两者结合非常危险。但好消息是，《纽约时报》和其他可信新闻网站的读者越来越多，特朗普一直叫嚣我们是“失败的纽约时报”，但我可以保证我们今天绝对不是，因为很多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理解更多，恐惧更少，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成为公民记者，这是前所未有的。
七、加速时代的治理单元：社区的力量
答：从美国政治的角度看，如果你要对美国保持乐观，就得倒立看，因为这个国家从下往上看比从上往下看好得多。进入加速时代后，除了少数例外，国家政府都太慢了，尤其是大型民主国家，因为现在社会过于部落化、党派化，政府无法跟上变革的速度——政府运转的速度取决于信任，而如今社会缺乏信任；单个个体、单个家庭面对这些强大的力量又太弱小，所以我认为健康的社区才是21世纪合适的治理单元。 我对美国的乐观，来自于打破“美国被东西海岸分割”的刻板印象：大家总说东西海岸的民众在多元化、全球化、现代化，中间是“被飞越的美国”，人们沉迷阿片类药物、投票给特朗普、活在1950年，但这完全是偏见。美国今天其实是棋盘式的：有的社区从底层开始崩溃，有的社区从底层崛起。去年我去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演讲，拿到地图后发现橡树岭位于阿巴拉契亚的最南端，我之前没去过阿巴拉契亚，就决定开车穿越这个地区，看看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民众的生活。第一站是印第安纳州奥斯汀，这个镇只有4400人，5%的人口HIV阳性，疫情极为严重，原因是镇上的两家工厂一家倒闭、一家实现自动化，大量白人工人迅速失业，无法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转而吸毒，甚至出现祖孙三代一起注射毒品的惨状，我采访了镇上的唯一一名医生，然后开车40分钟南下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那里有3万个空缺岗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天差地别？就像气候变迁时，只有复杂适应性生物才能存活，社区层面也是如此：崛起的社区都在打造“复杂适应性联盟”——商业界直接对接公立中小学、社区学院、大学，实时对接技能需求，不等学校调整课程；慈善界补充奖学金、课后项目、补充学习机会；地方政府催化所有合作，还雇佣全球招聘者为本地特色招商引资。比如路易斯维尔是波本旅游之都，相当于波本界的纳帕谷，现在有很多酿酒厂和民宿，打造了完整的旅游产业；它还是UPS的总部，机场周围全是工厂，因为贝佐斯承诺亚马逊24小时送达，靠的就是路易斯维尔机场跑道末端的组装制造；它还是健康公司Humana的总部，市长给每个想参与的年轻人配备了联网的便携式酒精检测仪，孩子们用它来做公民科学家，绘制社区空气质量地图，上传到城市公共网站，这就是典型的复杂适应性联盟，全美各地都在发生这种事。所以有的社区像印第安纳州奥斯汀那样在阿片危机中崩溃，但只要有领导力打造这种联盟的社区就在崛起。比如我的家乡明尼阿波利斯，失业率只有2.5%，非常繁荣，他们不等华盛顿的指令，因为当地信任度很高。我的老师多夫·西德曼常说：“信任是唯一的合法性能增强药物。”信任高的地方就能跑得快，没有信任的地方，比如现在的华盛顿，寸步难行。
八、悲观与乐观的辩证：没有单一的人类未来
问：你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矛盾、参差不齐的现实？你的工作比哈拉里简单得多，他作为历史学家看的是上百年上千年的长期趋势，而你作为记者，怎么确保自己不是在带着偏见看世界，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答：我的工作靠的是三者的结合：首先是数据，我可以展示这些城镇的就业数据、经济数据，还有这类正向案例的普及度；然后是实地报道；剩下的都是猜测。我看全国的统计数据，自己无法判断两种趋势的最终平衡点，但作为记者，我的职责是突出正向案例，因为一个好的例子胜过一千个理论，当人们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人做成的事，就会愿意跟着做。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偏见，但我相信以色列将军乌齐·达扬当年说得很对：我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我个子矮，只能看到半满的杯子。不过我也相信物理学家阿米尔·洛文斯说的，乐观和悲观都是两种形式的宿命论——“一切都会好”和“一切都会糟”都是预判，他相信“应用的希望”：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先去做。 问：哈拉里，我想听你聊一点悲观主义，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同时带着悲观和乐观的想法离开。你在《人类简史》里写过“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福祉会随着历史发展必然提升”，这是个非常“提神”的观点，结合今晚的讨论，你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怎么同时容纳悲观和乐观的视角？ 答：我尽量不用悲观或乐观的二元框架思考，因为历史从来不是这样展开的：通常糟糕的事和美好的事会同时发生，甚至在同一场革命、同一个发展进程里，历史上很少有大规模变革是纯粹的好或纯粹的坏。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些损失最惨重、灭绝、消失的群体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历史天然存在偏向乐观的偏差：我们还在这里，所以情况没那么糟，那些过得很糟的人已经不在了。 而且作为试图观察全球图景的人，很容易注意到霸权力量、强势群体、社会主导阶层的议程和观点，因为他们主导了话语，就算你反对他们，也不会忽略他们的想法；但被边缘化、被压制的群体往往被直接忽略——不是你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不是你不认为他们的利益不重要，是你根本注意不到他们的视角和利益。所以悲观还是乐观，本质是“你在说谁”？我认为人类讨论全球议程、人类共同问题时最大的问题，是默认存在单一的人类未来，但事实上，不同群体的未来会非常不同。我之前提到过教育孩子的问题：你在一个地方教孩子韧性、编程、拉小提琴，在不远的地方，教孩子的可能是怎么打AK-47，这发生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时间，问哪个更真实、更重要是空问题，本质是视角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规律：从来不存在单一的历史叙事。记者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尽可能公正地对待这种状况，给不同的视角至少一些关注，而不是只关注主导叙事。
九、新作预告与民主未来的核心命题
问：在结束之前，能不能聊聊你的新书，给我们一点剧透？ 答：我的新书《21世纪的21堂课》（*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今年8、9月出版，它不是一本给出具体行动指南的书，更像是一封邀请，邀请读者参与当下全球的重大辩论：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生物工程这些问题会影响每个地球人的生活，但大多数人忙于工作、养孩子、照顾老人，没有时间、精力去参与这些议题的讨论，这是只有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但历史从不给人任何优惠，不会因为你忙、穷、要照顾家人就给你折扣，如果你没有时间、精力参与辩论，并不意味着你不会承受后果，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完全不公平的。我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帮助更多人参与这些辩论，这也是这本新书的核心目的。 答：我的职责是报道我被分配到的任何情况，但我始终在寻找正在起作用的案例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相信案例的力量，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也是我进入新闻行业的原因。很多年轻人问我怎么做记者，我说首先要打字快，我当年还专门去伦敦的秘书学校学过打字，但今天记者最重要的能力是倾听：第一是能从倾听中学到东西，第二是倾听本身就是尊重的表现。我的工作方法就是真的去听人说话，不管是在阿拉伯世界做来自明尼苏达的小个子犹太人，还是在俄罗斯、在美国，我发现只要听人说话，人们会愿意听你回去说；如果你不听他们说话，你就算告诉他们外面天黑了他们也不信。我退休前要改名片，现在印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我要改成“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屈辱与尊严特派记者”，因为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报道人们因屈辱而做出的行为，还要加上“多元文化特派记者”的头衔。 去年夏天美国空军参谋长邀请我巡视中东的所有美军基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了解军事视角的世界，我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时候，正好赶上特朗普开新闻发布会，谈论夏洛茨维尔事件，说“有好白人至上主义者，也有坏白人至上主义者”，当时整个美国都在讨论这件事。我几小时后就要交专栏，盯着空白屏幕不知道写什么，突然抬头看身边的团队：美国空军参谋长戴夫·戈尔芬是犹太人，随行的美国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是女性，她的首席执行官是非裔女性空军中校，警卫叫胡安，基地负责人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副手是黎巴嫩裔美国人，情报简报员姓杨。我当时就想问特朗普：你哪句话听不懂？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力量：把众多合而为一。在这个所有人日益混合的世界里，这种力量、这种多元性对每个社会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所以我祈祷特朗普只做一届总统，因为我们可以承受他四年，承受不了八年，八年他会摧毁所有制度，但我相信美国底下还有非常强大的理念和多元性，是特朗普摧毁不了的。 问：这种理念是不是也得到普通特朗普选民的支持？你能倾听他们的声音吗？ 答：我不认为存在“平均的特朗普选民”，因为人们支持他的原因非常多元：有人因为被羞辱，希拉里说他们是“可悲的人”，他们就穿印着“我是可悲的”的T恤反击；有人像哈拉里之前说的，想要一堵墙来阻止变革的速度；原因非常多。我的方法是，作为每周三见报的专栏作家，我周二写周三的专栏，每次选举后都有第一篇专栏，特朗普赢得选举的那周之前，我写了一封给特朗普选民的公开信，开头是“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核心就是“以尊重待人，如果你从这里开始，会发现能撬动的东西很多”，就是倾听，现在太多人只表达不倾听，尤其在政界，这真的很糟糕。 问：我们想让您以乐观的基调结束今晚的对谈，不要深入2016年美国大选的细节。 答：我想补充两点：第一，我认为特朗普选民仍然是美国的未来，如果没有他们，美国就没有未来，所以如果要保持乐观，就要对他们也保持乐观；第二，我完全同意哈拉里说的，新闻自由对自由民主的存续至关重要。民主建立在林肯的格言基础上：“你可以骗一部分人所有时间，骗所有人一段时间，但不可能骗所有人所有时间”，但这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你可以骗人们很久，只要控制他们获取的信息。民主的基本逻辑是：我们选一群人治理国家，如果他们做得不好，迟早足够多的人会意识到，就会更换政府，这建立在新闻自由的基础上；如果政府以任何方式控制媒体、控制新闻，就可以永远把失败归咎于他人，永远转移注意力到真实或虚构的敌人身上，永远不会有清算的一天。所以没有强大自由的新闻，就没有民主的未来。 （全场鼓掌） 问：我代表《纽约时报》和How To Academy感谢大家今晚的参与，能举办这样一场允许我们参与辩论、像汤姆说的那样倾听的活动，是我们的荣幸。今晚的对谈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到场，感谢《纽约时报》和How To Academy的主办，也感谢尤瓦尔·赫拉里和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分享。 （观众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