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海特 (Jonathan Haidt) 和尤瓦尔·诺亚·赫拉里 (Yuval Noah Harari)：适应加速发展的世界中的变化
乔纳森·海特 & 尤瓦尔·赫拉利：适应加速变革时代
一、开场介绍与对谈背景
主持人首先欢迎2021、2022届MBA学员参加本次“前沿洞察”活动，随后介绍两位对谈嘉宾： 第一位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他于1992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任教16年，研究聚焦于道德的直觉基础，以及道德观念在不同文化群体（包括进步派、保守派、自由意志主义者）间的差异，目标是帮助人们在道德分歧下依然能够相互理解、共处并互相学习。同时他也是创业者，联合创办了OpenMindPlatform.org等应用道德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组织，著有《幸福假设：从古代智慧中寻找现代真理》等作品。 第二位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全球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代表作包括《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未来简史》《21世纪21课》《人类简史：图文版》等，作品全球销量超过3500万册，被译为65种语言，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于2002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讲师，主持人曾是他的学生。
主持人随后引出本次对谈的背景：回顾过去一年，2021届MBA学员经历了极为特殊的商学教育，在课程、论文和小组项目中深刻体会到，商科学习的核心是学会在不确定性中从容行动。事实上，人类早在2500年前就认识到变革的永恒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而查尔斯·达尔文则在剑桥大学提出，能够适应变革的物种才能生存。当下，两位学者将共同探讨我们所处时代的变革特征。
二、核心对谈：变革的双重性与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挑战
对谈伊始，乔纳森·海特首先表示，自己长期钦佩尤瓦尔·赫拉利的研究，此次对谈正值全球都在思考变革、而自己因变革加速感到焦虑之际，希望尤瓦尔能帮助自己更清晰地看待未来。
尤瓦尔·赫拉利首先澄清了自己研究未来的逻辑：历史学的核心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变革本身”，而当下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加速，变革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历史顶点，人们越来越难区分什么是新事物、什么是旧事物。他举例指出，很多人认为“假新闻”是当代产物，但作为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他可以证明中世纪的假新闻问题远比今天严重；但也有一些事物是真正全新的：人类历史上首次拥有了持续追踪每一个人的技术可能，这是从古至今所有独裁者的梦想，直到20世纪都从未实现，而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乔纳森·海特随后结合自己在商学院的观察提出担忧：商学院一直宣扬“拥抱变革、驾驭变革”的理念，吸引和激励学生，而他过去一直是未来主义者，热爱技术，但近两年他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参数完全更新、人类尚无法理解的复杂动态系统，他想提出一个令人担忧的观察，请尤瓦尔判断这是否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还是真正全新的危机。
他具体指出，2009年脸书推出点赞按钮、推特推出转发按钮，随后两家平台都引入算法推荐机制，原本旨在连接人类的社交工具，实际上改变了信息流动的规则：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是“ reconnect 的过程，2011年甚至是技术乐观主义的顶点——阿拉伯之春爆发、独裁者倒台，人们相信技术将推动民主进程。但2014-2015年，美国高校突然出现“召唤文化”，言论暴力频发，校园里弥漫着前所未有的恐惧，随后这种文化蔓延到全球的大学、媒体、艺术机构，人们不敢随意发言，害怕冒犯他人。他的担忧是，脸书和推特实际上“民主化”了恐吓和骚扰，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匿名损害他人声誉，这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传统机构正在崩塌，他不知道这种状况是美国独有，还是全球性的现象。
尤瓦尔·赫拉利回应，这种现象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全新变量： 首先是旧的共性：每当新的信息技术出现，都会改变讨论规则，动摇旧的信任机构和文明规范，谁可以发言、可以讨论什么都会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混乱期，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坏事，通常能让更多群体加入对话，但人类需要时间建立新的规则。历史上最典型的案例是印刷术的出现：很多人认为印刷术直接推动了科学革命，但实际上当时印刷的书籍大部分是关于女巫、犹太人的阴谋论，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报纸、学术出版机构等新的信任体系，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周期。
但真正全新的变量是人工智能：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外星智能”——不是来自外星球，而是来自实验室，它具备所有此前信息技术都不具备的特性：可以自主决策、分析人类、甚至“入侵人类心智”。印刷术和无线电都做不到这一点，而新技术可以，人类历史上首次拥有了大规模操控人类的可能，而人类完全没有应对这种挑战的传统经验，因为这种技术从未出现过。
乔纳森·海特用“超音速突破音障”的类比描述当下的感受：此前的变革就像飞机接近音障时，还能把声音传到前方，但一旦突破音障，飞机会比声音更快，所有冲击都会在接触点瞬间爆发，没有缓冲。而当下的人类就处于这种状态，变革的影响会瞬间爆发，而且永远会如此。他询问尤瓦尔，自己这种悲观情绪是否有道理，尤瓦尔认同这种感受，表示自己也比几年前更加悲观，人类正在进入完全未知的领域，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尤瓦尔进一步解释悲观的核心：人类历史上首次失去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中世纪的人虽然不知道10年后会不会发生内战、维京人会不会入侵，但至少知道20年后的就业市场还是农业，家庭结构、性别关系不会变化，人类的身体也不会改变；但如今，没有人知道20年后的就业市场、全球经济、家庭结构会是什么样子，甚至不知道政治局势会如何发展。
这种不确定性直接瓦解了传统政治的基础：数千年来，政治都是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拉锯战——保守派主张保留传统、小步慢改，进步派主张快速变革；但如今保守派失去了“可以保守的传统”，因为很多新事物（如人工智能、社交媒体）根本没有历史传统可供参考，很多国家的保守派政党因此陷入迷茫，甚至开始攻击而非守护传统制度，这正是保守派正在“自杀”的表现。
乔纳森·海特补充，这一点在美国共和党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直到小布什时期，共和党还是可识别的保守派政党，但今天的共和党已经和埃德蒙·伯克等伟大保守主义思想家“慢下来、不要烧毁所有既有价值”的理念完全脱节，陷入彻底的方向迷失，这种迷茫不仅存在于右翼民粹，也存在于部分左翼势力。
尤瓦尔随后转向对未来的预判，指出未来将不再以国家、地域为界划分：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区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未来，全球的差距正在重新拉大，而非缩小。过去几十年人类一直在缩小国家间的差距，但人工智能、社交媒体、自动化技术正在让差距重新扩大，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大：有些国家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富裕，有些国家则可能彻底崩溃，企业层面也是如此，少数科技巨头可以跨界垄断所有行业，传统行业的边界已经彻底消失——比如纺织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纺织技术或工人，而是关于用户需求、流行趋势的数据信息，掌握全球信息经济主导权的企业可以轻易击垮所有传统行业的竞争对手。
乔纳森·海特追问，是否存在一个“全球开放社会精英”的单一未来？毕竟全球的开放社会（如北美、欧洲、东亚的部分发达地区）的精英阶层共享相似的教育背景、价值观和机遇，甚至跨地域的生活体验也越来越相似。尤瓦尔认同这一判断，指出未来的分界线不是国界，而是街区：你住在哪个街区，可能比你住在哪个国家更能决定你的未来；即便是“赢家群体”，也面临“赢家通吃”的困境：少数企业不仅可以垄断自己的行业，还可以垄断所有行业，权力正在向少数节点集中。
随后话题转向对年轻人的建议，尤瓦尔首先指出，不存在适用于全人类的单一未来：不同地区的年轻人面临的机遇天差地别，在硅谷创业需要学编程，在部分冲突地区可能需要学会使用武器，全球的精英和底层之间的差距正在变得不可逾越。乔纳森·海特用1960年代美国电影《毕业生》中的经典梗类比：过去年轻人毕业时，长辈会告诉他“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塑料”，指向一个明确的黄金行业；但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永恒行业，唯一的关键词是“灵活性”——没人知道2030年的就业市场需要什么技能，甚至无法预测10年后的情况，年轻人不能指望掌握一套技能就吃一辈子。尤瓦尔补充第二个关键词是“人”：所有技术问题的核心都是人的问题，比如自动驾驶迟迟无法落地，瓶颈不在技术，而在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技术越发展，越需要理解人。
乔纳森·海特进一步总结自己的核心观点：21世纪真正的核心议题不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或基因编辑，而是社会科学——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社会科学问题，但全球的社会科学研究正在退步：精英选拔体系过度奖励数据能力，培养出大量懂数据、懂算法，却完全不懂人性的技术精英，这些人正在设计我们生活的全球系统，而他们对人性的无知正是所有风险的核心来源。他最后总结，面对未来，两位学者都认同需要保持“带着幽默感的开放悲观主义”。
三、主持人总结与问答环节
对谈结束后，主持人首先提炼了核心观点：当下全球正在经历自我强化的结构性变革，核心驱动机制是恐惧、挫败感和不平等：技术变革加剧了阶层分化，既得利益者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体验完全不同的现实；传统政治党派也在被这种动态瓦解，内部分裂为“守成型”和“破旧型”两大派系；19世纪形成的传统行业边界已经彻底模糊，权力的核心不再是数据存储，而是数据的检索、流转和分析能力。
随后进入问答环节，第一位提问者是商学院学员德雷姆（Dream），他提问：关于正念生活与脑机接口的关系，个人非常警惕被技术控制，但脑机接口已经在中国部分小学用于提升学生专注力，想听听两位学者的看法。 尤瓦尔·赫拉利回应，他并不反对技术，技术可以带来很多益处，关键是用技术服务于人的目的，而非被技术异化；对于正念、灵性这类涉及人类心智的领域，要尤其谨慎依赖技术，因为人类尚未完全理解自身的心智，技术的开发者更不懂人类心智。他举例指出，很多人冥想时追求高度专注的状态，认为脑机接口可以帮助自己提升专注力，但正念的核心不是“控制心智”，而是“认识自己的心智”——冥想时思绪纷乱并不是失败的冥想，而是认识自我的必要过程。乔纳森·海特补充，自己不是正念练习的成功者，但完全认同尤瓦尔的观点。
第二位提问者关注近期全球社交媒体大停摆事件：这是全球对社交媒体的成瘾，还是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像食物、心理健康一样的刚需？ 乔纳森·海特回应，自己从2015年开始研究这个问题：1996年后出生的Z世代（指出生于1996年及以后的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爆发，焦虑、抑郁、自残甚至自杀率在2013年左右突然呈现“曲棍球杆式”上升，这和2010年前后青少年大规模迁移到社交平台（尤其是Instagram）高度相关。他认为社交平台的问题不在于连接本身，而在于平台的设计逻辑不再服务于用户的需求，而是让用户服务于平台的商业目的：平台通过算法给用户植入“奖励芯片”，像训练动物一样用随机奖励和刺激操控用户的注意力，对儿童的大脑发育造成了不可逆的干扰；对于民主和开放社会而言，社交平台最初被视为推翻独裁、赋能公众的解放工具，但现在反而成了被操控的工具，正在瓦解传统的信息验证体系，对开放社会的根基造成了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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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交媒体：开放社会的隐形威胁
乔纳森·海特首先提出一个具有挑衅性的判断：在当前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竞争格局中，若维持现有趋势，他更看好封闭社会的胜出概率，尤其是中国将比西方世界取得更大成功。其核心论据是：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本质上是封闭社会迄今获得的最优礼物——这类平台会削弱开放社会的凝聚力、撕裂民众共识、损害社会寻求真相的公共机构，最终摧毁协商民主的运行基础：当社会无法进行理性讨论与协商，民主便无从谈起。海特直言，脸书将切实帮助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
尤瓦尔·赫拉利回应表示完全赞同上述分析，但补充了乐观判断：问题根源并非社交媒体技术本身，甚至不是脸书这一特定平台，而是科技巨头采用的商业模式：以劫持、控制用户注意力为核心，尽可能延长用户停留时长。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科技公司通过反复测试发现，只需触发人类大脑的“愤怒、恐惧、仇恨”按钮，就能牢牢吸引用户：比如两条新闻中，一条是平淡的日常事件报道，另一条宣称“某政客/政党上台后将摧毁国家”，对相关政客本就抱有敌意的用户会产生不可抗拒的点击欲。这本质上是注意力稀缺背景下的军备竞赛，最终结果正是海特所描述的社会撕裂与共识瓦解。赫拉利强调，技术本身用于连接人群并无问题，只要运营模式得当，完全可以发挥正向价值。
海特进一步指出，“只需改变商业模式”的说法过于轻巧：在美国，这一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他寄希望于欧盟、英国等其他国家推动改革，但前提是让科技巨头切实感受到压力——包括诉讼、严格监管乃至监管威胁，否则要求全球最赚钱的企业主动放弃大部分利润，是不现实的。
赫拉利则表示相对乐观：这本质上是政治议题，但当前美国尚未将其上升为政治议题。美国两党目前仅在“厌恶科技巨头”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诉求完全对立：左派厌恶社交媒体是因为平台允许右派发布仇恨言论，要求加强内容审核、封杀右派声音；右派厌恶社交媒体是因为平台频繁删除其内容，要求保障言论自由。两党诉求南辕北辙，根本不可能达成相关法案，因此美国短期内不会采取实质行动。赫拉利呼吁世界其他地区将这一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向脸书、推特等平台施压，并调侃推特管理混乱，连自身运营逻辑都尚未理清。
四、个体应对社会撕裂与民族主义的再认知
现场观众奇亚纳希提问：社交媒体导致传统权威机构公信力下降，不同国家与群体的叙事分歧加剧，社会互信不断瓦解，个体可以做些什么？面对持有不同信念、不同叙事体系的人，是否有弥合分歧、重建共识的方法？
海特率先回应，称自己长期研究该问题，答案就在斯多葛学派与佛教的经典著作中：阅读这些古代智慧，就能在当今混乱的世界中活得通透、高效。他在著作《幸福假设》中系统梳理了古代文献中的心理学主张，发现佛教关于意识的论述、斯多葛学派（尤其是马可·奥勒留、爱比克泰德）关于如何在充满不公、误解与混乱的世界中自处的教诲，核心逻辑高度一致：保持冷静，避免随意评判，接纳他人本来的样子，掌控自身的情绪反应，在混乱中稳步前行。海特称这种能力是当代人的“超级能力”，尤其对商科学生而言价值极高：他接触过多位各行业领导者，对方私下吐槽年轻员工常因琐碎言论陷入长期冲突，一点小事就能引发全公司动荡，不少年轻员工缺乏协作能力，反而给公司创造负价值，根源是“把完整的自我带入职场”的错误观念——如果一个人的“完整自我”无法与同事的“完整自我”共事，根本无法胜任工作。他建议年轻人不要把完整的自我带入职场，而是把佛陀、马可·奥勒留、爱比克泰德的智慧带到工作中，就能成为对雇主有价值的优秀员工，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双赢。
赫拉利补充表示，除了掌控自身情绪，当代人还需要学会认可人类已取得的进步：很多人误以为承认进步就是无视不公与苦难，实则不然——“现在比过去好”与“现在依然很糟”并不矛盾，当前世界确实存在大量问题，但诸多领域已较过去有了显著改善。认可前人的成就、尊重历史进步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觉得“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糟”，本质上是否定了努力的意义——既然从佛陀到马可·奥勒留的几千年里，人类都没能改善世界，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成功？但如果能看到进步，比如性别平等虽然远未实现，但比一百年前已经有了巨大改善，这种认知不会让人自满，反而会激发责任感：说明现状并非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而是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努力。赫拉利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社会正义相关的发展趋势都极其向好，但社交媒体让我们沉浸在充满暴力、不公事件的极端内容中，我们眼睛看到的信息让我们误以为世界在变糟，这其实是巨大的认知偏差。
随后观众提问新冠疫情的影响：第一问海特，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类适应新环境需要多长时间，多久会停止质疑新习惯、完全适应新常态；第二问赫拉利，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未来几十年人类理解国家角色的转折点。
海特首先回答适应问题：人类的适应性极强，比如成为父母后人生发生剧变，大多数人也能快速适应。但需要关注的是，人类对绝对水平并不敏感，对“变化幅度”和“相对位置”更敏感：如果所有人都共同经历变化，适应速度会非常快；但如果只有自己被迫单独改变，适应难度会大得多。他感慨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星球共同经历的长期全球性事件，此前只有海啸等短期灾害是全球性的，这次共同经历必然会产生很多正向价值，但社交媒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完全盖过了这些正向收益。
赫拉利回应国家角色问题：这最终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他希望这次疫情能推动人们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认知革新：过去三年，民族主义被扭曲为仇恨外国人、少数群体的丑恶面目，这是对概念的严重误解。真正的民族主义核心是关心、爱护自己的同胞，而很多时候，要真正照顾好本国同胞，必须与外国人合作，疫情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就算一国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只要病毒仍在其他国家传播，就会不断变异，甚至产生更危险的毒株反输入本国，因此真正的爱国不是排外，而是推动全球合作。赫拉利进一步指出一个悖论：左派进步主义者通常主张普世主义，认为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是负面的，但又追求强大的福利国家，这本质上是矛盾的：强大的福利国家需要明确的社会契约边界，让民众产生“我们同属一个共同体，共担风险、互助兜底”的认同，北欧社会的成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边界感之上。如果拆掉所有边界、宣称“全人类都是一体的”，民众就会不愿意交税去供养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因此左派实际上误解了民族主义：爱国情怀恰恰是成功实行再分配经济、福利制度的必要基础。
海特补充表示，左右派在税收与民族主义问题上都陷入了认知误区：如果告诉右派“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好好交税”，他们就会意识到，爱国不是只有参军牺牲这种极端形式，更日常的爱国行为是诚实交税，让同胞能获得优质的医疗、教育服务。如果左右派能在这个认知上达成共识，将是巨大的进步，不过他对此在美国的实现持悲观态度，笑称希望能在以色列实现这一目标。
五、资本主义的改革路径与争议
最后一位观众提问：进步商界群体普遍对资本主义模式产生信仰危机，担心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股东优先原则，与应对长期社会、环境问题的需求不兼容，但改革资本主义、构建以全球长期社会可持续价值为导向的新模型又异常艰难，询问两位学者该从何处入手，如何成功推进这一改革。
赫拉利首先回应：长期来看，人类确实需要重新想象一套不同的系统与价值体系，但传统资本主义已经将人类带到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看到了它的局限与问题，却没有时间快速改变文明的核心理念，尤其是面对生态危机，我们等不及创造一套全新的替代系统，因此必须学会与现有资本主义体系合作，而非完全对抗。他建议将全球GDP的2%投入到环保技术研发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中，据多位专家测算，这一投入规模足以应对生态危机：20%的投入显然不现实，但2%是政治体系可以调动的资源，政客擅长将资源从A领域转移到B领域，因此聚焦这一具体目标是最可行的路径。
海特则提出完全不同的判断：认为“资本主义是坏的、需要寻找替代系统”的想法不仅不切实际，甚至会带来噩梦。只有自由市场体系能创造足够庞大的价值，让所有人都获得基本生存保障，不存在资本主义的替代选项，只有形态不同、更完善的资本主义。他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企业与社会项目工作，该项目的核心主张正是从股东优先原则转向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他原本支持这一转向，但现在已经动摇：2019年很多企业承诺放弃股东优先、转向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但2020年就暴露在推特运动的巨大压力下，所谓的“利益相关者诉求”本质上是受激进员工（俗称“蝗虫员工”）驱动的激进身份政治表态，既不是运营企业的正确方式，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路径。随后他重新诠释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典观点：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为股东创造利润”换个积极的角度理解，健康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只有通过让别人过得更好才能获胜”的游戏：你为他人创造的价值越大，愿意为你支付报酬的人就越多，GDP增长、生活水平提升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当前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比如石油公司可以通过污染环境获利，将成本转嫁给全社会，这是必须纠正的负外部性。他表示，左右派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当前存在四大类市场失灵（包括信息不对称、公共资源耗竭、负外部性等），只要通过聪明的监管与激励机制减少这些市场失灵，资本主义就能发挥出更大的正向价值。
六、活动总结与致谢
活动主持人艾伦·德索萨总结发言，表示这是2021年“前沿洞察”系列的最后一场活动，回顾了该系列从2021年11月启动以来的历程，嘉宾涵盖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企业家、社会创新者、科技制造业从业者等，包括Gusto CEO蒂莫·博尔特、阿斯利康副总裁等，称这场讨论是整个系列中最发人深省的一场，感谢乔纳森·海特与尤瓦尔·赫拉利的精彩对答，感谢剑桥电影工作室、CGBS团队、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等幕后团队与赞助方的支持，感谢现场观众的参与，最后宣布活动圆满结束。 ```